學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為什麼經過60年代那麼激烈的學生運動後,Reagan那麼保守的一個人會突然冒出來,成為加州州長,最後成為美國總統?”

“講日本明治維新的大河劇《篤姬》,他們用的是被明治維新推翻的德川家的角度,這一些失敗的人的視角,也代表著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層次。如果歷史發展到另一個情境下,這一層次的人是不是也可能像Reagan一樣出現?如果這類人不再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又有什麼意涵?”

這位在看電視時候都想著移步就會換景、察勢更要觀風的歷史學者,就是今年三月來到上海,在復旦大學為首屆“光華傑出人文學者”系列講座開講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他借用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片語,教大家要注意聆聽歷史上那些“執拗的低音”。

王汎森解釋說,這個低音分好幾個層次,一是要討論,百年來因為新思潮而順便被掃到的那些傳統的學術論述,是不是有重訪的價值。二是,在看一個時代的思想的時候,是否能發掘那些在下層或邊緣的思想層次。第三種是更在地一點,關於老百姓的,包括歷史上的被征服者的歷史。

“我一直認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樣貌是由很多互相競爭的思潮所構成的,可是我們都只注意到主流的思潮,而忽略邊緣或壓抑的低音。史學家的工作就是把它們找出來,這樣才能重建當時思想競流的樣貌。”

 “我是一個現代學術的提倡者,但也注意到一些比較長遠的問題好像一直在那裏。所以,我覺得現代學術被逼著不再有以前傳統學者所享有的那種「召喚」(calling)。以前在專業著作裡面便能寄託偉大的主義、偉大的道德情操,但現在好像不行了。現代史學工作者,希望自己的工作到有一天能對民眾有一定的益處,就是一種「召喚」(calling)了。”

“我也必須承認,自己也有一個‘執拗的低音’在”。

 我一直把思想史和生活史連在一起

 文匯報: 您在“執拗的低音”系列講座裏提到“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相信您自己也是把學問當作一種生活方式的吧。這種想法是您一開始就有的,還是受到其他一些影響?

 王汎森(以下簡稱“王”):其實,我多年來一直想把我的一本論集稱為“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交會”。我一直認為我所研究的思想史、學術史要有生命力,就必須結合生活史來看。古人的許多思想,大都是和現實有關係的。我研究明清反省過錯的傳統等等,其實都是試著把思想的追求、道德的力量、生活的方式、現實的權力及它們之間的關係聯繫起來;希望不只是抽象地、經過幾層抽離地來看這些思想。

我一直把思想史和生活史連在一起,在這方面我未曾受到他人特別的影響。在我開始做學問的時候,這不是一個最流行的看法。但我一直認為,史學的每個面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展現而已,就像物理學、化學其實處理的很多問題都是同一個自然現象那樣。只是說在19世紀產生的這些學科裏面,把它分開來看,會比較容易深入去探討。但並不表示這些現象就一定只是物理現象,那些現象就一定只是化學現象。

余英時老師講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主要是要區別於受教條影響,認為思想受政治或社會經濟之決定的歷史思維。我想余先生的理路已經起到解放的重大作用。我不認為思想完全跟政治沒有關係。亞里士多德便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在某些情境下,文學也有政治的意涵(implication)、對一個事情的分類也可能有政治意涵。臺灣有很多參與選舉的人,他們都要專攻一樣東西,比如專攻環境、醫療衛生,因為這些非常專業的主題和態度而形成一個意見的領導力,也成為他政治的資本。

所以,政治並不完全只是權力。思想也是一樣,和生活息息相關。

 文匯報:您自己可有將學問作為生活方式的事例呢?

 王:舉個例子,今人看學案,大部分都只是找學問的題目而已,傳統士人把哲學作為生活方式的態度卻消失了。但是如果把「生活」的角度加進去,看學案中師生的對話,就會看到更有深度、意義更豐富的世界,那個世界跟我們的不太一樣。其中有許多是在對應心靈的問題。你可以看到儒家是怎麼處理這些問題的,而不只是把它們當做學術在研究。

有一年,我覺得自己心情非常浮動。我讀明朝湛甘泉的文集,就發現當我不再純以學術來看他,而是把他的這些話也當作我說的生活方式來看的話,它也就有了現實作用。如果我把這個層次也加進去,那麼我對湛甘泉思想的瞭解,要比我先前稍深一層。

 在我的學生時代,如果以知識份子自期,意味著要做很多事情

 文匯報:如果學者有一定的政治關懷,漸漸進入“公共領域”之後,人們也會就很多事情想知道他的看法。您覺得現在就專業領域之外的熱門話題在社會上發聲,會不會出現有一部分人“公共”太多、但自身知識卻太少的情況?

 王:臺灣曾經經歷過幾個階段,有一個階段是只要是學者、教授,就可以對大部分的公眾議題發言。後來,因為學術往前進,所以人們認為要具有相當專業的人才可以對專門的問題進行討論、提出意見。臺灣在過去十幾年來因為對學術的提升逼得很緊,所以人們就開始作出“唱藝術歌曲”和“唱流行歌曲”兩種分別,好像認為早期那些只要是教授就可以針對任何公共議題發言、天天出現在報紙上的人是“唱流行歌曲”的;真正“唱藝術歌曲”的人是不隨便對媒體發言的,即使發言,也只是涉及自己的專業才能講。

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我要講的階段,是我幾個月前在成功大學做的一次講演,我說,經過“唱藝術歌曲”和“唱流行歌曲”這樣的嚴格區分之後,知識份子是不是從現實「搬離」開來了。有一個詞叫“知識份子的撤離”(the retreat of intellectuals)。我已經記不清這是我所鑄造的詞,還是從什麼書上得來的。這造成了臺灣近十年來,一般的知識份子撤離了,變成了由“名嘴”取代的局面。一到晚上,臺灣的電視上都是“名嘴”,“名嘴”就那麼幾個人,從UFO、核危機,到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他全部都可以談。這就有點像以前的教授,什麼都可以發言。可是我覺得,知識份子的撤離是不對的。

 文匯報:那麼在您看來,知識份子可以對什麼樣的問題發言呢?

 王:近代,社會現實問題和知識的發展都越來越複雜化,學科分得越來越細,可是知識體系也在悄悄地重整之中,我們只是不自覺而已。知識的體系和疆域一直在變,專業和社會所碰到的問題一直在變。

知識份子至少可以有兩種角色。一種是針對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問題發言,另一種是對變幻莫測、不停在改組的社會事實,站在那些相對不變、比較普遍的原則之上,提出他的討論,比如說正義、公平,比如說人的尊嚴等等。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針對這些基礎性的、在變中比較不變的部分發言的。作為歷史學者,我可以針對一個歷史專業的問題發言,其他的問題,我也可以基於一些比較帶有長遠性的價值、原則來談。比如針對核子、核電廠問題,我可以站在人的生命、全球化狀況下的風險性,或者站在人的價值和尊嚴甚至生態之上,做一個一般的評論。

我那次講演的題目就是“知識份子的沒落”,我認為這個問題在臺灣是蠻嚴重的。學者好像以抽離為美,以抽身、旁觀為美。我不知道大陸有沒有這些現象,但是在臺灣、在西方,我都看到了這些現象。

 文匯報: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否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王:是的,這些問題在臺灣變得很嚴重,在西方也是。

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寫《最後的知識份子》,他所講的其實很多都是1970年代的東西,他認為那時候已經是“最後的知識份子”了。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覺得對社會輿論最有影響力的不是學者,而是媒體,尤其是媒體評論人、專欄作家。學者很少或者偶爾才對現實問題發言,大家拼著命就是發表論文。這次核危機,也可以看出臺灣學者和現實的一個困境,就是願意以整體而比較宏觀的視野來觀察、省思一個問題、做一個合情合理的評論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大部分人都變得非常專門。著眼宏觀的人,大部分都是寫教科書的人,或不務正業的學者或專欄作家,有學問的人反而沒能作或不屑做。

但我總是覺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還是應當有公共責任,還是不應該從社會撤離。“the retreat of intellectuals”是一個大警句。我今天講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意思也是一樣,就是做學問不能同現實太不相干;以前是太相干,現在是完全不相干了。

 現在都有“你有的東西我也該有”的那種心理

 文匯報:您也一直在致力於學術提升的工作,您覺得臺灣學術界所做的西方學術本土化成功嗎?

 王:我在某篇文章提到過臺灣學術的本土化努力。在臺灣,我認為有兩個學科表現得比較突出,一個是心理學,一個是社會學。這兩個學科之所以注重本土化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兩個學科所研究的東西都有比較強的本土社會性或有較深的文化傳統特色。

就心理學而言,中國人的心理觀和洋人的心理當然有很多不同。完全用西方的心理辭彙來講中國人的心理,是不行的。西方人一面治療、一面做心理學的調查或是諮詢,就會發現出心理問題,這樣的做法對中國人沒有用。所以,心理學理論就要有本土的、符合歷史文化傳統獨特性的東西。社會學也一樣。社會學很重要的社會調查也是要從本土、當地出發的,這個社會的很多東西是沒辦法用西方社會科學來解釋的,這就要求在理論上做出修正,才能比較符合社會事實。其他學科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努力,只不過並不那麼明顯。

1970年代後期臺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領導者是中研院院士楊國樞,他跟我講過他的心路歷程。從美國回來做了一段時間研究以後,他很不滿意,發現很多東西需要改正。當時他形成了一套清楚的論述,帶了很多學生,現在則有了一定的氣候。但也有人批評說,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完全忽略了西方心理學的最新發展,或是說他們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驗證,值得注意。

我個人認為,西方和本土應該同時俱進,才可能真正做到好的、反思性的、建設性的學術積累。

 文匯報:在學術本土化方面,日本是不是一個好的典範?

 王:我覺得日本的社會科學並不強。日本的西方學術本土化表現在,它完全靠自己,就可以培養出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得主。前幾年京都大學有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在公布獲獎後告訴諾貝爾委員會說,他沒辦法用英文講演,好似他從來沒有出國參加過英文的學術會議。這樣的人可以得諾貝爾獎,正是我們需要好好思考的。

這可以說是意外,也可以說不意外。日本人做事情,充分顯現出原有文化傳統的影響,他們深受“職分”觀念的影響,也就是說,是要花全部力氣忠於事情。日本德川時代的一位儒者讀中國古書,發現中國古書裏提到“忠”的地方不夠多,儘管我們認為“忠”已經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部分了。但顯然日本人把“忠”看得更重。忠于人、忠于職事、忠于「役」,(やく) 。日本人做學術研究時可以非常專注、非常有步驟、非常有積累,不因外人而動搖。

但是我也注意到,這些年,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居然也崇拜起美國來了,它的最後一道防線似乎也快要守不住了。言必稱美國大學的一個同行教授,這已經不是我所知道的日本了。日本人的本事應該是在一件東西上做得非常精細、非常徹底,然後展現給你看,可惜的是,他們現在竟然也在嚮往西方的種種指標了。

 文匯報: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的學術理論比較強勢,越來越有說服力了呢?

 王:我們大部分人學習西方時,沒有能夠先把西方個案化,而總以為它一定是普遍的。其實,把西方「個案化」可以提醒我們學問的很多面向,不是要把自己打扮得與西方一樣才叫學習西方。但是,現在常見一種 “你有的東西我也該有”或"你有的東西我也有過"的那種心理。對西方理論裏面有的東西,我們會說“哎,中國歷史裏面也體現了這個理論”,一步一步就掉進思維陷阱去了,沒有充分體認到自身的獨特性,沒有瞭解各個文化系統之間的獨特性、差異性,沒有認識各個不同文化系統有它自己的美和深度。

 悠閒自在研究學問的氣氛難以再現了

 文匯報:您在臺灣接受教育,也在美國深造,現在也會來大陸作學術交流。以您的視角來看,三地的大學精神,有沒有什麼差異?

 王:雖然我不常來大陸,但從共通面來講,整個世界的人文心靈都在退縮,這是一個全世界共通的問題。

因為過度競爭,思想、精神層面都會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對這句話的解釋很簡單,因為你要競爭,你就要有看得見的標準,就要把看得見的東西都統計化、數位化。過去那些屬於人文的、精神特質的、地方特質的、傳統性的、沒法量化的東西,在競爭時就算不進去,就會居於劣勢。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計算的東西,使自己在競爭中高一點。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

這本來是以美國為主的,但是現在,這種趨勢已經傳向全世界。所以,屬於精神特質的、帶有人的主體獨特性的、帶有人文學科早期那種東西,現在的處境都很難了。全世界大學的整個氣氛越來越緊,以前那種自然而然、悠閒自在、研究學問的氣氛沒有了,每個人都急得不得了,不停地開各種策略會議。當然,與18、19世紀現代大學興起的時候相比,現代大學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不能永遠增加下去。這都是我對當代人文心靈環境的觀察,我很為此憂心。

 文匯報:數位化、產業化對大學的影響,似乎也是無可避免的世界趨勢?

 王:大家不要忘了,人文是推動社會的巨大力量。西方人的設計生產有原創性,根底上有一部份是人文的力量。

此外我們只能說我們做了很多自然科學的研究,使得人家花30元的東西我們花20元就能做到,通過拼命殺價、擠壓利益,可以賺很多錢。但這不是根本。根本在於原創。原創才能使你一直領先,否則就永遠是代工。原創要求人文藝術的加入。以台灣的經驗為例,我們往往很會做很棒的一個產品,但是「通路」卻不擅長。很少聽到哪家產品能賣到歐洲去的,想要在「通路」上有所突破,必須要深入了解人家的歷史文化、社會型態等人文方面的東西。我們都在埋首作“螞蟻雄兵”的事情。

近一、二十年西方很多創造性的東西是在大學時代完成的,比如Facebook、微軟、yahoo等等,這些事情都是他們大學先做的。在他們的文化裏,二十上下的年齡層就產生出這些有創造性的東西了,值得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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