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美國新的大國戰略

約瑟夫‧奈撰文指出，過去冷戰期間，美國的大戰略側重於遏制蘇聯的力量。現在中國的崛起，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是上世紀的大國競爭。美國邀請其他盟友制定新戰略同時，目標不是要徹底戰勝生死存亡的威脅，而是要進行「有管控的戰略競爭」。且避免妖魔化中國，與中國「合作式競爭」，才有機會看到契機。

在長達40年的冷戰中，美國制定的大戰略主要是着眼於遏制蘇聯的力量。但到上世紀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美國的這一目標不復存在。2001年9月11日恐襲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的政府試圖用它口中的「全球反恐戰爭」戰略來填補空白，但其政策導向含糊不清，導致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非重要地區陷入久拖不決的戰爭。2017年之後，美國重拾「大國競爭」，而這一次的目標是中國。

大國競爭作為美國的大戰略，好處是可以聚焦美國在安全、經濟和價值觀方面面臨的主要威脅。儘管恐怖主義持續存在，美國必須認真對待，但它所構成的威脅還是比不上敵對的大國。恐怖主義就像柔道，弱勢一方是靠着借力打力來對付更強大的對手。「911」襲擊殺死了2600多名美國人，美國用「無盡的戰爭」回擊，卻付出更多生命代價，以及數萬億美元。儘管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政府試圖將重心轉向亞洲這一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但全球反恐戰爭的遺留問題仍使美國陷在中東的泥潭中。

大國競爭戰略可以幫助美國重新聚焦；但它有兩個問題。首先，它將非常不同類型的狀態混為一談。俄羅斯是一個衰落的大國，而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美國必須認識到俄羅斯構成的威脅的獨特性。就好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世界可悲地發現，一個衰落的大國（奧匈帝國）有時反倒是衝突中最願意鋌而走險的。今天，俄羅斯的人口和經濟都在衰落，但它仍保留了大量資源，可以在核軍控、網絡衝突、中東問題等一幹事務上充當破壞者。為此，美國需要的對俄戰略就是不要把這個國家推向中國的懷抱。

其次，大國對抗這一概念不足以讓我們警惕當前面臨的新型威脅。1914年和1945年以來，國家安全及全球政治議程已經發生改變，而目前美國的戰略對生態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威脅是估計不足的。全球氣候變化將讓我們付出數萬億美元代價，並且有可能造成戰爭規模的破壞；迄今為止，新冠疫情殺死的美國人已經超過1945年以來美國在所有戰爭中死亡人數的總和。

然而，美國眼下的戰略卻讓五角大樓的預算是美國疾控中心的100多倍，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25倍。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日前呼籲建立一個每年100億美元的「全球健康威脅基金」，這「與各國政府在新冠危機期間花費的10萬億美元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同時，美國的決策者們正在討論如何對付中國。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稱當前的局勢為「新冷戰」，但是，將中國硬塞入這種意識形態框架的做法歪曲了美國面臨的真正戰略挑戰。當初美蘇兩國幾乎沒有雙邊的商業或社會交往，而美國及其盟國與中國的貿易量卻十分巨大，它們還允許數十萬中國學生在本國大學裡學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是斯大林，中國的體制也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市場-列寧主義」，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其基礎是專制政黨精英領導下的公私企業混合經營。

而且，中國目前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更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可以讓諸如華為這樣的安全風險與自己的5G電信網絡脫鉤，但試圖減少所有對華貿易代價太高了。就算可以打破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我們也無法打破生態上的相互依存，這種相互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法則，而不是政治法則。

美國是無法獨自應對氣候變化或流行病的，它需要意識到，自己必須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某些形式的權力。要解決這些全球問題，美國一方面要同中國海軍競爭以捍衛南海航行的自由，一方面也要與中國進行合作。假如中國把這些問題綁在一起，拒絕合作，那麼受傷害的會是它自己。

上佳的大國競爭戰略需要仔仔細細地做整體評估。低估會滋生自滿，高估則會製造恐懼，兩者都有可能導致誤判。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GDP（按市場匯率計）或許將在2030年代超過美國。即便如此，中國的人均收入仍不及美國的1/4，而且它還面臨著一系列經濟、人口和政治問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正在放慢，其勞動力規模在2011年已經見頂，它也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盟友。如果美國、日本和歐洲協調政策，它們依然會是全球經濟中最大的一部分，它們將有能力建立一個塑造中國行為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個聯盟才是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核心。

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所說，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目標不是要徹底戰勝生死存亡的威脅，而是要進行「有管控的戰略競爭」。這就要求美國及其盟友避免妖魔化中國，把與中國的關係視為「合作式競爭」，兼顧這一表述的兩面。如此，我們才可以成功應對，但前提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是上世紀的大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