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探新低 審計部揭原因

政府為拯救少子化，陸續投入多達5839億元的預算，然而在今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卻來到驚人的歷史新低0.695，今年確定不會朝過10萬名新生兒，甚至連9萬名都有困難。針對政府的政策，審計部指出，問題並不在已婚夫妻不願生，而是三大結構性問題：高房價、低薪、超長工時，使得未婚人口比例攀升，影響生育政策推動成效。

生育率失速墜落 

台灣自2010年生育率首度跌破1來到0.9後，僅維持九年，自2020年起便再也沒有回到1字頭，反而急速向下跌，直至去年只剩下0.69。然而，政府早在2017年即成立少子化辦公室，並於隔年推出「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提出四大政策面向，分別為「6歲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及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力圖在2030年將總生育率拉回1.4。近十年來，政府投入的預算，從2016年的256億元暴增至2025年的1256億元，但生育率卻不升反降，政府開的藥方，到底錯在哪裡？

政策瞄準失當 治標不治本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直陳政府因應少子化對策的預算八成五都拿去補助「已婚家庭」育兒支持，但根據國科會去年提出的「少子女化問題與對策實證調查分析報告」，超低生育率的癥結點，是未婚人口急遽增加，而非已婚夫妻生育意願不足。而追根究柢未婚人口攀升原因，乃是因為政府一直都沒有重視的「高房價、低薪、超長工時」三大結構性問題。就房價部分，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全國房價所得比持續增高，由2014年8.41倍攀升至2024年的10.76倍，房價成長速度遠高於家戶可支配所得的成長幅度，而全國房價所得比愈高，總生育率成長率愈低。而勞動部公布去年初入職場薪資統計，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平均為3.1萬元、大學3.6萬元，研究所5.3萬元，顯示我國青年低薪問題仍嚴峻，遑論結婚買房。最後我國勞工2023年總工時遠高於同年OECD國家平均值，青年既無時間社交，也無經濟餘裕，因此推升了未婚人口比例，政府針對已婚夫妻的生育政策自然脫靶。

補助不是重點 托嬰托育才是關鍵

除了結構性問題，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李庭欣也補充道，現金補助是對提升生育率影響「最弱」的政策之一，台灣卻持續加碼撒錢，明年更將推出0至18歲成長津貼，及生一胎補助10萬元等措施；真正左右生育意願的關鍵，是能否降低女性因生育面臨的職涯中斷、所得損失等「母職懲罰」。李庭欣說，目前有意願生育的家庭結構，幾乎都是雙薪家庭，政策應對準這群家庭的真正痛點。相較於多領一筆津貼，他們更在意「有沒有托育名額、孩子生病能不能請假、下班後能不能準時回家顧孩子」。托盟調查顯示，國內逾七成家長對0至2歲托育，及2至6歲幼兒園分屬衛福部、教育部管理，導致轉銜時出現落差感到困擾，且國內托育資源集中在3至5歲公幼，登記中籤率為100%，反觀0至2歲公共托育資源，中籤率只有34%，資源分布相當不均。另外，國內課後照顧資源不足，民眾多只能自費購買，為育兒家庭增加極大壓力。此外，雖然補助加碼，但各種托嬰托育資源乃至月子中心價格卻不斷上漲，更沖淡了政策原本預期達到的效果。

國際經驗：稅制改革、居住政策皆是選擇

國際上已有許多不同國家採納不同策略，力圖挽救低迷的出生率。例如法國透過「家庭商數」將子女納入所得稅計算。家庭人口越多，稅負計算也隨之調整，讓養育子女的家庭獲得持續性的租稅支持。日本也改革補助制度從原本的出生當下改為包含整個成長階段，同時強化父親請育嬰假觀念，使用率從2022年度的17.1%，提高至2023年度的30.1%。新加坡則把年輕夫妻的結婚、購屋與生育視為連續的家庭政策，而非三個獨立問題。政府除了Baby Bonus，也提供年輕家庭住房支持，希望降低組成家庭的居住門檻。而瑞典著重國家長期分攤育兒成本，也強調育兒責任不應過度壓在母親身上，並提供高涵蓋率的公托資源作為支持。由此可見，各國對於少子化的策略並非只侷限在短期補貼和勸生口號，而是將整個孩子的生長週期編進國家政策，將稅制改革、性別平權和居住政策納入考量，才能有效降低台灣青年不敢生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