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 馬丁•沃爾夫：經濟困難時期離我們不遠了
央行決心讓通脹重新受到控制。在上周的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研討會上，美聯儲(Fed)主席傑伊•鮑威爾(Jay Powell)和歐洲央行(ECB)一位有影響力的理事伊莎貝爾•施納貝爾(Isabel Schnabel)都發出了這一資訊。那麼，央行為什麼堅持發出這一資訊？他們是正確的嗎？最重要的是，這對未來的政策和經濟可能會意味著什麼？
“降低通脹可能需要經濟在一段較長時期內低於趨勢增長率……雖然利率上升、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勞動力市場狀況變得疲軟會降低通脹，但也會給家庭、還有企業帶來一些痛苦。這些是降低通脹的不幸的成本。但如果不能恢復物價穩定，那將意味著會有更大的痛苦。”這些話是鮑威爾說的。同樣，施納貝爾認為，央行必須果斷採取行動，因為通脹預期有脫錨的風險，通脹率持續處於過高水準，而且越是拖延採取行動，要讓通脹受到控制的成本就越高。既有做得太多的風險，也有做得太少的風險。然而比起“謹慎”，“決心”行動起來是更好的選擇。
不難理解為什麼央行官員現在會說這些話。控制通脹是他們的明確使命，而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不只是總體通脹率，核心通脹率（不含能源與食品）很長時間以來也一直高於目標水準。當然，這種煩人的結果與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供應衝擊有很大關係，這些供應衝擊出現的背景是，疫情過後人們轉向更多地消費，能源供應受到約束，接著又發生了烏克蘭戰爭。不過，剪刀的刃是雙面的：除了供應以外，還有需求。央行、尤其是美聯儲讓疫情期間出臺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繼續實施了太久，而美國的財政政策也過度偏向擴張。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裡卡多•雷斯(Ricardo Reis)在一篇重要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了導致當前這種局面的四點原因。
首先，央行一再把供應衝擊當作是暫時的干擾，而不是對潛在產出的半永久性衝擊。
第二，他們誤讀了短期通脹預期，把注意力過多放在平均水準，而不是短期通脹預期分佈的較上端部分朝著更高預期的轉變。
第三，他們往往把公信力看作是無限深的井，而不是一口需要迅速加以補充的淺井。因而他們未能注意到，長期通脹預期的分佈也在出現不利於他們的轉變。
最後，他們相信中性利率是比較低的，這導致他們過多地擔憂通縮、而過少擔憂通脹的回歸。一個要點是，這些屬於知識上的錯誤。依我看，就是對貨幣資料欠缺關注。
從本質上來說，央行正在努力追趕，因為他們擔心會失去公信力，而如果他們失去公信力，重新樹立公信力的成本將比馬上採取行動的成本高得多。物價高通脹與強勁的勞動力市場相結合可能導致工資通脹的風險更是加深這種擔憂。能源價格上漲帶動幾乎一切價格上漲，讓出現工資通脹的風險變得更大。這接下來可能開啟第二輪的工資-物價螺旋性上漲。
他們得出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即如回溯進入上世紀70年代，那時通脹既高且不穩定，即是一場災難，其期間的確存在一種風險，實際收入水準下滑與金融狀況收緊並存，導致經濟放緩至不必要的嚴重。今日部分問題的所在是適度地收緊銀根在當下格外困難，這涉及同時提高短期利率和收縮資產負債表。這更大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足四十年沒遇到過的情況了。
在美國有一種格外樂觀的觀點，就是美聯儲所宣傳的“完美的反通脹”(immaculate disinflation)。這場辯論的焦點是，是否有可能在不導致失業率升高的前提下，通過減少空缺職位的數量來減輕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亞曆克斯•多瑪什(Alex Domash)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這種情況將是前所未有的。美聯儲回應稱，現在一切情況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為什麼就不能也出現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原論文的作者們在回答時堅稱，沒有很好的理由認為現在的情況都是空前的。試想一下：人們怎麼能期待總體的貨幣緊縮只對有空缺職位的公司造成衝擊？肯定也會衝擊其他公司，而其中有些公司接下來將不得不裁員。
如果說計畫中的貨幣政策緊縮可能在美國導致經濟衰退，那麼在歐洲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考慮到那裡的能源價格衝擊之大，歐洲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很嚴重。還有，供給和需求受到的影響孰大孰小是不明確的。如果能源價格上漲對供給的影響大於對需求的影響，那就也需要限制需求。
貨幣政策將在那裡發揮一定作用。但歐洲當前危機的核心是能源衝擊。央行無法對這種實際經濟擾動直接採取任何動作。他們必須堅持關於維持物價穩定的使命。同時必須付出巨大努力來保護最脆弱者免受危機的衝擊。最脆弱者不僅包括人，也包括國家。高水準的財政合作將是歐元區所需要的。在政治上理解一國之內需要團結、國與國之間需要團結是一個先決條件。
歐洲東部已經刮起了一場風暴。必須挺過去。如何做才是上策，將是接下來的專欄文章所要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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