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余英時院士演講：人文與民主
回顧2008年6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和中央大學共同設立「余紀忠講座」，這也是國內首度以報人身分設立的學術講座，首度登場就邀請國際知名學人余英時和楊振寧來台演講，由於兩人分別是人文和科學領域的大師，全場吸引數百位學子聆聽，現場座無虛席。
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
我很不敢當，接受這樣高榮譽的講座。我之所以敢冒昧接受這個邀請，主要是基於我對於余紀忠先生的尊重。1946年，我才16歲，在瀋陽我就認識余先生了，他跟我父親是朋友，所以他是我的父執輩。後來種種戰亂，我們沒有機會聚會，直到八○年代從海外回到台北，才有機會跟故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會面。
我那時非常佩服他的精神，他的精神主要表現在兩點，這就是我選擇今天講題的原因，第一就是追求民主在中國的實現，這是當時《中國時報》很重要的任務，為了這個理想，他前後召集了許多學術會議，大家一塊來討論，包括種種議題，比如現代化的問題、民主在中國採取什麼形式的問題，這樣的討論非常多，我也參加過若干次。另外一方面，余先生關心中國的文化，尤其關心世界文化、西方文化傳到中國之後，這兩個文化激盪之下產生什麼局面。在思想領域，《中國時報》副刊在當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稍懂80年代90年代歷史的人，大概都清楚的。
我沒有在台灣長住過，最多1個月，我對台灣情況不能說十分了解，不過因為跟余紀忠先生的關係，我很了解到台灣知識人、一般的人都非常熱烈追求民主，希望終結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終結當時的戒嚴法，能夠造成一個非常開放的現代社會。這個理想在台灣早就有人提出了，如果你們有記憶的話，1949年，一群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創辦的《自由中國》，就是鼓吹民主在中國的實現，這個鼓吹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可以說造成台灣民主化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不能說是唯一的因素，還有社會的、文化的等其他種種的因素。
當時，我們覺得台灣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在這個自由民主社會裡面，至少人們可以感到安全，法律可以保障你的基本權利。在此理念之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到一般社會上，都有這樣強烈的追求。這一點，我雖然沒有在台灣住，但是我的感受是很親切的，很受感動的。因此我也參加過，在後面作一種搖旗吶喊的工作。
民主追求到今天有這樣的成績，在我看來是非常值得令人驚異的，這是40年前、50年前根本不敢想像的。胡適當時說希望民主有一天在中國實現，直接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選出總統、選出執政者，只有這樣一個選舉過程中，轉移政權才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才可以說和平的轉移，雞犬不驚。這情況是中國讀書人一向追求的目標。
中國歷史有許許多多的好處，也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佩服的地方，可是有一個問題大家都公認的，中國不論是儒家、道家或是佛教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怎麼樣使政權的轉移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由於過去我們只有一個方式結束一個政權，那就是暴力的革命，用武力來推翻。王朝的興衰，最後是決定於武力，避不開殺人流血，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大的悲劇。
清朝末年，中國的讀書人，比如說幫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五經的王韜，上海蘇州人，他到香港逃難，被理雅各所吸收，讓他翻譯中國的經典，因此有機會到英國去，看到英國的政治、法律種種情況，非常羨慕，那大約是1870年代的事。他在許多文章中表示，西方的政治幾乎就像是中國傳說中的三代，可見得欣賞西方民主政治的，並不是所謂激進化的學者，而是受傳統教育很深的。同樣的人還很多，出使英國、義大利和法國的公使薛福成，年齡比王韜小幾歲，他在歐洲到處訪問，聽到美國許多傳說，在他看來美國好像就是中國的堯舜時代。也就是說，他們想像中的西方政治，用和平、民主方式建立一個政權，然後又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轉移政權，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此外還有許多人，包括郭嵩燾，還有翻譯許多英國著作的嚴復，這些人看到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後印象相當深刻，譬如說，英國法庭上已經不許用毒打毒刑來招取口供，這口供是不合法的。這一類觀察對傳統讀書人是很重要的，他們多少覺得這是中國過去理想中有過的，但是沒有實現。
康有為後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稱之為民主，那就是堯舜時代，那是最好的時代；第二階段是以周文王為主，是君臣共治的時代，君跟老百姓一起治理國家，相當於西方英國的君主立憲；最壞的一種，就是秦以後的專制，皇帝專制了。可以很明顯的，康有為心裡的民主也是跟堯舜放一起的。
康有為本身也受過王韜、郭嵩燾的影響，中國儒家傳統裡面一樣有許多因子，可以吸引許多關於民主的嚮往。早期擁護西方民主制度，幾乎都是儒家知識人，是在儒家受教育的人，一直到五四都是如此。清朝末年兩位經學大師，一位是康有為，他是今文學派的專家，他主張的是君主立憲，其實也是一種民主方式，根據蕭公權先生晚年的研究，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是一種真民主，不是假的；另外一位經學大師是章太炎，他是古文學家。經學上，章太炎和康有為是針鋒相對，是政敵，章太炎主張共和，雖然不是百分之百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很明顯主張一種有個性、發揮自由的社會。所以，當時對西方民主社會或是自由主義社會的體制發生嚮往的，有很多是受儒家影響的。
一般的論斷，西方講民主第三波、文明衝突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說儒家文化不適於民主。他有他的論證，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儒家的論證中找到儒家講上下之分的、尊卑之別的，那些是阻礙民主發展的。但是也不能忘記，儒家是複雜得不得了的一個傳統，其中也有許多有益於民主制度建立的因素，胡適在美國講中國民主歷史的基礎，也提到中國有許多好的傳統，可以和民主制度配合的。所以，我們不可一口咬定儒家文化一定不能建立民主制度。
台灣的情況，我認為做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中國這個大地上，第一次用全民選舉選出一個政府來，是在台灣發生的，而且這個選舉已經進行過好多次，原來大有權威的政黨被選掉，新的政黨執政，而且再度當選，現在又輪到舊的政黨整理以後又重新回頭，這就表示一個民主制度基本上建立了。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你要知道。香港也可以做到這些，但是香港沒有辦法實行民主選舉。
大陸現在還沒有人談這個問題，包括地方的選舉都是問題重重的。可見選舉在中國能建立是很不容易的，為什麼台灣可以做到這一點？香港如果不是環境特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我有一種觀察，這個觀察不是全面的，只是一部份的，就是說中國文化在台灣、香港地區，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摧殘。你去算，香港割讓是在1842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人是在1895年，遠在辛亥革命以前。換句話說，這兩個地區變成殖民地，當然是中國人的一種恥辱，是很遺憾的事情，但是這裡面有一種意想不到的發展，反而使它僥倖脫過中國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暴力革命的摧殘，所以它的社會有很多的變化，台灣的社會也不是簡單的中國社會，它是中國傳來的，但經過很多變化。香港也是如此。變化儘管變化，但是基本的民間風俗習慣是延續性的，沒有中斷過，沒有經過暴力強迫的打碎、打爛，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這是因素之一，使得民主的建立成為可能。我不是說這是充足的、完整的條件，但是是重要的條件之一。
中國文化跟民主沒有像大家想像那樣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佈、慢慢被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換句話說，沒有這個背景的文化，民主觀念傳不過來的。如果中國沒有堯舜這種傳說，大家就不會想到民主有什麼好處。皇帝為什麼不能一家，傳給子孫千秋萬世，這是秦始皇的理想。但批判這種想法的，並不是真的理論，而是一種歷史的想像，想像中國過去有一段時期，皇帝是大家都不要做的，完全是服務性的，所以有人叫許由做皇帝，他聽都不要聽，跑到水裡把耳朵洗乾淨，他不要做皇帝，不要有權力。這是中國的一種想像，後來這種想像變成文化的一部份，也變成批判力量的一部分。
沒有文化的背景，不容易發展出比較有品質的民主觀念。這話並不是我造的，而是我看羅爾斯（John Rawls）的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義》，他特別關心一個問題，像「正義」這種重要的觀念，要能被社會所建立、所接受，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他稱之為background culture，我想他指的就是英美的liberal traditional 的文化背景，或者他用另外一個名字public culture公共文化，意思也差不多。所以，民主離不開文化。
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這規定是很了不得的制度，這是「量」的問題，只是一人一票，這可以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如果對少數人沒有尊重，中間沒有文化的成分，這種民主不是高品質的民主，這種民主可以造出很大的破壞來。
柏拉圖認為雅典質量很低的民主，把蘇格拉里判了死刑。亞里斯多德的系統裡面，Democracy民主也是相當低的一種政治制度。我今天講的民主，不光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我多多少少用了John Dewey的講法，結合了John Rawls講法，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方式。文化越豐富，所創造出來的民主越有持久性，品質也越高。
美國為什麼一下子就建立這麼好的民主制度？人人都知道，法國來的、整個歐洲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文化，都是它的背景。研究美國歷史、思想史，看它建國初期的上百項重要文獻，背後的背景都是從歐洲文化來的。啟蒙運動是西方近代文化發展的大高潮，在此高潮之下，關於民主、自由、法治等許許多多的觀念，都經過思想家的討論。美國許多移民已經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所以在美國建立新的體制的時候，就回到原來歐洲文化的背景，這是很明顯的。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在此題目上多說。我希望大家認識文化與民主的關係，這就是人文可以幫助民主的原因。
我們知道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們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跟賽先生，這是我們最崇拜西方的兩樣寶貝。這並不錯，前幾年，我看英國有名的記者Peter Watson一本大書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講1900-2000這一百年，他最後結論是，西方文化向非西方開戰的就是「民主」與「科學」，這完全合乎五四時候陳獨秀、胡適他們的論斷。
但我想改一個口號，不要講科學，現在科學也有其他的問題，我在此不能涉及。我現在講的是人文的精神、人文的影響，人文影響與科學不是對立的，甚至容納一部分科學，科學知識，現在popular science非常普及，這也是現代人的人文修養的一部分。William James有個說法，不管是研究自然的哪些東西，好像跟人沒有關係，一旦用歷史的眼光來處理研究題目時，把人帶進來的時候，本身就變成是人文的，不完全是自然的了。總而言之，人文修養對民主有很重要的關係，這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我認為民主不只是「量」quantity的問題，一人一票、一百票就勝過99票之類的，那就是太粗淺。民主有「質」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領導社會、政府各階層的領袖，必須要有高度人文修養，否則不配被稱為民主時代的領袖。
另外我要講一個故事，跟中央大學有關係，中央大學最早叫做東南高等師範學院，簡稱南高，跟北大是對立、唱對台戲的。北大是主張民主的、自由的、科學的；南高有一個特殊傳統，就是尊重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古典文化，辦了一個《學衡》雜誌，這是1920年代的事情。《學衡》是胡適的老朋友梅光迪辦的，他在哈佛大學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學生，白璧德是美國有名的守舊派，大家都嘲笑他。他寫過一本書Democracy and Leadership，講民主跟領袖的本質，他說沒有很好的領袖，民主是一遢糊塗的東西。這種論調，在當時不被人尊重。但是幾十年後，比如到1984年，美國最有名的歷史學家，新的民主派斯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去年剛過世，他二十幾歲就出大名了，曾經進白宮做了甘迺迪特別助理，照理說他是非常反對守舊人物的。但他在1984年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名稱寫了文章，他說過去對白璧德的估計太低了，白璧德講民主領袖要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民主品質是一點都不錯的。他同時引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Democracy in America論點，民主的領袖需要的文化修養比專制的君主要高得多、深得多，理由很簡單：若沒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僅僅操縱選票的數量，那麼民主就變成暴民政治，不是好東西。
從這一方面看，白璧德講的人文主義（Humanism）當時在中國好像是跟新文化運動唱對台的，今天隔了九十年回頭看，南高跟北大其實還是在同一個思想文化運動中的，不過代表了兩個不同部門，一邊從美國搬來了杜威、搬來了民主、自由之類的觀念，另外一邊從守舊派白璧德那裡，把許多古典的觀念搬過來了。
白璧德最欣賞的就是亞里斯多德講政治制度、講正義，他說，光是講抽象的公平（justice in the abstraction）是沒有用的，講公平，要有一個公平的人，他是真正的公平。他說亞里斯多德跟孔子分不開，亞里斯多德是講抽象的原理，講得非常高明的，下面要有一個實踐的、以身作則的人，以英文來說exemplification以身作則，中國人講不但是經師，也是人師，這兩者要能配合，民主的內容才有保障。
斯勒辛格的看法是出人意外的，像他這樣比較激進的、左派的、民主黨的人不應該會欣賞白璧德，但他改變觀念。前面提到斯勒辛格曾參加政府，甘迺迪本人跟他的幕僚在文化上跟其他政黨不同的地方，他們是比較注重思想的。比如說，像白宮也經常舉行學術研討會，找英國一些學術的名家像柏林（Isaiah Berlin），討論一個晚上。白宮舉行這種小型討論會是很少有的。可以看出民主跟思想、文化的關係。
同時，為什麼白璧德特別欣賞孔子，光是抽象的觀念還不夠，一定要以身作則，要做得出來，有一個真正公正的人在哪裡，我們才能信服這個制度。中國一直都這樣說，中國過去是人治不講法治，直到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提出有治法然後才有治人，大家欣賞這是有現代法治觀念了。其實也不盡然，中國人說注重人治，並沒有否認「法」，前面還有一句話：「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法」自己不會走路的，這就是白璧德的意思，光是講justice講得天花亂墜，但是如果沒有人實踐，那是白講的。所以中國人講的觀念是就實踐方面講的，並不是否認法治的重要，換句話說，法治跟人治是分不開的。當然在實踐中，中國過去確實是人治的傾向，吞沒了法治，這也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從白璧德觀點來看，他也有他的道理，斯勒辛格能體悟到這一點，我認為相當重要。
斯勒辛格晚年體認到精英主義是每個社會中都不可少的，既然有組織，就有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問題，問題只是在領導人的產生不是靠特權，不是靠關係，而是靠才能，這種精英是一種自然的精英，等於孟子講的「天爵」，不是「人爵」。人爵是人為的，你這個家裡祖宗三代都做大官，你的地位比較高，這是人爵；但你是一個有特殊天才的人，在某一方面有特殊表現，社會不得不承認你，這就是所謂天爵。換句話說，任何社會、任何組織，大大小小，都不可能沒有人出來領導。
重要的是領導人的位置，要緊的是坐上這個位子的人是否具有某些重要的條件。如果基本的條件好，你做到了，那不是elitelism，那是應該有的情況。你不能想像一個社會人人都是一字並肩王，那就是傅斯年當初批評中國人的，中國人講平等就是要一字並肩王，沒有高低之分，事實上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高低之分，必須是根據非常合理的，經過種種考驗的，那種領袖才能夠做領袖。當上領袖不一定都合乎這個條件，但至少這是一個目標。無論如何，白璧德強調領袖人物要能以身作則，才能服眾，才能真正負擔起領導的任務來，這說法受到美國現代民主黨、左翼的同情，我想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後來有一位Thomas R. Nevin寫白璧德的傳記，白璧德逝於1935年，到1984年才有一本傳記，也不完全是傳記，主要是講他的思想過程，Irving Babbitt：an Intellectual Study，這裡面也是推崇他講儒家的關係，他不僅對儒家非常尊重，他也非常推崇印度、佛教，白璧德還學過梵文。我最近看過《吳宓日記》，1929年，吳宓帶了湯用彤、陳寅恪三個人晚上到白璧德家，就是討論佛教的問題，談論梵文的問題，一直談論到晚上十二點以後。所以，白璧德有一大批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學生，他死了以後，有許多文章，所以在Thomas R. Nevin書中列舉了許多中國學生所寫對白璧德的回憶。這些人都是後來對中國很有作用的人，像吳宓、陳寅恪、湯用彤，他們在學術方面也是現代化人物，他們並不是反動派，不過只是在某些思想上與胡適、陳獨秀唱反調，那是事實的。可是這也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
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南高在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也發生很重要的作用。《學衡》一出來以後就被魯迅痛罵，魯迅在中國大陸就是聖人，他說你好，那就上天，他說你壞，那就下地獄了。所以，《學衡》這一批人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是完全翻不了身的，個個打到十八層地獄。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後，忽然之間紀念吳宓、白璧德的文章慢慢出現了，研究《學衡》的書也越來越多，我記得台灣也有人研究《學衡》，在大陸以前，也研究得很好，但是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因為大家那時候還有偏見，認為《學衡》代表了白璧德這一派，是落後的、是反動的，事實上他們增加了、豐富了文化的內容。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多說。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民主僅僅看作是一種數量的政治，或者僅是一個政治體制，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比較合理的，並不是最好的，邱吉爾說過，民主是中庸的，平平無奇的一種政治，不過人類如果要找到公平的生活，只有這個制度能夠給你，現在還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來。這好比是說：考試並不是完美的，中國是一個考試的國家，考了上千年，講考試沒有比中國資格更老的，可是，考試給人罵，有各種毛病，被人不斷地挑剔，不過如果你要取得公平，考試這一關你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今天講人文與民主的關係，不是唱反調，不要科學，科學受到的注意已經很多，而且科學跟科技不一樣，我們有很大的誤會，有時候把科學與科技混為一談，今天往往是科技當家，科技主宰我們的生活。科技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很可取的事情，人類不能沒有人文，沒有人文就碰不到價值問題了，只能談事實。希望台灣不要過分被科技同化，要抬起頭來，人文精神是應該逐漸提倡的。
最近看見美國《紐約時報》一個報導，在我家附近的紐澤西Rotgers大學，哲學系相當不錯的，很多重要會議在那裡開。今年發現申請哲學的學生多得不得了，忽然之間興旺起來了，美國可說是一個科技當家的社會，可是近來也有一些新現象，人文的某些方面居然受到年輕人的青睞。只要我們不灰心，在人文方面多加點功夫，不但對文化學術有直接貢獻，也可以強固我們已經剛剛建立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礎。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