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節前筆者才呼籲生育政策不能迷航，建議「零感染的托育環境」以及「解決家長接送的困境」；很巧，台北市政府於年假結束後即宣布「育兒減少工時計畫」。消息釋出，許多家長叫好，但有不少人擔憂「看得到卻不一定吃得到」，有人認為這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補助企業，更有人批評會在職場中產生排擠與歧視。

根據勞動局說法，這是針對有十二歲以下子女並確有親自接送需求的家長，子女送托於合格立案托育機構、居家托育（保母）或就讀國小，可申請每日減少工時（延後一小時上班或提早一小時下班）。然而，這只是試辦，對象是設立在台北市的事業單位與市民，減少工時措施每月至少實施十日，且至少三個月。勞動局將補助雇主每名受雇者在計畫期間，減少工時對應薪資的八成。

由於勞動局目前經費不多，試辦規模有限，在未來的七個月，須按試辦情形進行檢討，調整後正式實施或不再繼續。市府強調是為了推動永續，讓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打造友善育兒環境成為企業治理的一環；然而，立馬在三月一日上路，看來也應和去年生育的崩落有關。

過去十年全台新生兒滑落，台北市也連著下滑八年，卻在二○二三、二○二四兩年逆勢上揚，實屬不易！去年全台大跌，台北市也逃不掉，年跌幅高達百分之廿五，僅一二七二六名嬰兒，尚不及十年前的一半，如此大震盪想必令市府措手不及！

市府推動育兒友善工時立意良善，若能打造具韌性的育兒友善職場，確實有助於減輕父母壓力；至於能否挽回生育崩落，並不容易！問題在於有多少父母會因為每天減少一小時工作而想要生第二胎？至於尚未婚育的年輕人，會因此走入婚育嗎？答案在事後的諸葛。

由於晚婚已成為趨勢，即使結婚後生了一胎，因為年齡關係，生第二胎的可能性下降，也因此政府適時提供人工生殖相關費用的補助，且有愈來愈多生第一胎是藉助人工生殖技術，在台北市新生兒當中近年已超過了一成，這對生育的幫助相當顯著；然而，若遲婚繼續擴大或後延，更多人需依賴人工生殖，政府也須增列預算。

另一方面，目前廿五至卅四歲年輕人只有四分之一是已婚，且就算是結了婚，婚姻的穩定性也在下降中。去年台北市有一○八八七對結婚，四五六二對離婚，相較於二○一六年的一七七九六與五五三二對，結婚少了三成九，離婚少了一成八。由於我國婚外生育占比只有百分之四，換言之，少了婚姻也就少了生育，這個影響大過於晚婚，提升結婚率並降低離婚率，不能在政策中缺席。

「育兒友善工時」對未婚者是兩面刃，有人因此想成家，但也有人會認為工作會被轉嫁而增加負擔。為了避免負面效應，建議由中央來推動全面減少工時，並配合彈性工時法制化，例如在不減薪的條件下，每天減少半小時，讓未婚者多點時間交友，當父母者多點時間陪伴子女，也讓企業主盡點社會責任。每周減少二點五小時，我國平均工時也只是接近工業國家的平均。

少子化的衝擊全面而深遠，鼓勵生育的同時，別忘了親職教育與兒虐防制，以提升幼兒健全發展，減少不當教養的傷害。現在台北市急，中央也應很急，台北市起碼還拿出一個新政策來！

（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

延伸閱讀

聯合報社論／越補貼越少子化的政策，該注入新思維了

內政部公布人口統計，二月新生兒僅六五二三人，較去年同期減少三成七，創下史上單月新生兒「跌破七千」紀錄。這並不是季節性因素使然，去年全年新生兒跌到十．七萬人的新低，但去年二月新生兒仍有一○四○七人；今年二月卻驟減近四千，是可怕的警訊。反觀南韓，近日宣布了出生率連續兩年上升的喜訊，鼓勵生育政策奏效，值得我們反思。

台灣少子化問題浮現已近廿年。十年前，政府編列了一五○億少子化對策預算；而去年各項補助和津貼加總已來到一二○○億元，少子化危機卻越來越嚴重。十年來，政府投入六千多億元推動少子化對策，包括育兒津貼、生育補助、托育補助、友善生養等，結果卻越補越糟，激不起一點「生之渴欲」。相形之下，台積電近年派出近千名員工前往美國廠工作，迄今已生下三百多名新生兒，顯示他們生育意願很高，可惜都成為「美國寶寶」。

止不住的少子化危機，證明各項政策都打了水漂，無法對症下藥。然而，如果執政者不重新整理思維，檢視政策的疏漏優劣，遇到批評只會擴大加碼，其實都是虛應故事。在野黨看準這點，最近台北市長蔣萬安提出「育兒減工時」的計畫，由市府補助企業員工因育兒縮減的工時薪資；國民黨立院黨團則擬推「○到六歲健保費國家出」的修法。由於打中執政黨痛處，民進黨立委便強烈反對。

檢視歷年少子化對策，被認為無效或成果不彰的措施，主要是那些一次性或定期的津貼。例如育兒津貼和生育補助，其效用基本已彈性疲乏，但這些補貼卻耗掉多數經費。主要原因是，台灣近年的高房價、低工資、高教育成本，每月數千的微薄補助根本無濟於事。從社會曲線看，社經地位高低兩端的人生育率都不低，但理當扮演社會中堅角色的「中產階級」，反而因不婚不育而成為最主要的「生育窪地」，這才是最令人擔憂之處。

相對而言，在少子化對策中頗能收效的作法，則出現在某些意想不到的領域。例如「不孕症補助」，自五年前擴大實施以來，已成功協助二．六萬對夫妻產下三萬名嬰兒，讓那些受限於生理條件的家庭達成了生育願望，而其累積總花費僅七十四億元。再如，政府廣設兩歲托育專班，有效填補了托嬰和幼兒園之間的「空窗」，入園率從原本的十四％提高到五十％以上，顯示這有效解決了父母育兒兼顧工作的苦惱。台積電美國廠台灣員工的高出生率，當然也與公司內部的幼兒照護支援有關。

再看南韓近兩年的生育率翻轉之道，以仁川市為例，是提供大量社會住宅，出租給新婚夫妻、準新人或單親家庭，換算下來，一月租金只要六五○元台幣。這樣的低租金，大大壓低了年輕夫妻的生活壓力，讓他們有餘裕和動機生兒育女。新加坡的作法類似，在民眾購買政府的組屋時，育有子女的夫妻享有優先抽籤權；此外，還透過稅率抵減鼓勵民眾聘雇外籍移工，以減輕雙薪家庭育兒負擔。

隨著台灣高齡化的加速，目前我們每年的死亡人數已經是新生人口的兩倍，這個缺口還會繼續擴大。台灣人口在二○一九年達到二三六○萬人的高峰後，目前正迅速下跌；或許不必等到二○三○年，我們就無法再自稱台灣是兩千三百萬人的國家。

如果期待一個永續的未來，政府和民間看待少子化危機，就不能停滯在東補貼、西補貼的消極慣性中，必須找出更準確的方法對症下藥。當中產階級無意生養，真的是國家級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