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遲半年… 三中全會7月開 主調改革開放

中央政治局選擇4月最後一天舉行會議,這個例行會議的議程簡單,遠一點是作出了召開20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近一點是作出了經濟領域中房地產、股市、金融等一系列政策調整。

中央政治局大致一月一會,其中4月會議,慣例是分析經濟形勢和研究經濟問題,就此與7月會議是半年經濟工作會、12月會議決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要內容,形成中央政治局一年三個主要經濟主題會布局。其中4月因在3月人大會議後,又在傳統宏觀調控期內,被認定是重要的政策調整會。

按會議公報,這次中央政治局主要辦三件事。一是討論和決定20屆三中全會於今年7月召開;二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作出相關決定;三是審議「關於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第三項議程既是配菜,又是前兩項議程的指向性陪伴。

對20屆三中全會,已比傳統召開時間延遲了半年之久,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20屆三中全會將以改革開放為主調,還以六個「必然要求」來解釋,即「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好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必然要求,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建設更加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要求」。

作出召開三中全會的決定外,還可能引起一點震動的,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經濟形勢的分析,算是既講「光明論」,又面對大問題。所謂「光明論」,是說中國經濟有「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增多,動能持續增強,社會預期改善,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呈現增長較快、結構優化、質效向好的特徵,經濟實現良好開局」。

但會議也面對現實,對中國國內經濟,承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仍面臨諸多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業經營壓力較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對國際大勢,認定「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

面對內外壓力,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出七大問題,提出21個「要」,為中國經濟提出新的強調和政策調整,其中強調的主要有「堅持乘勢而上,避免前緊後鬆」這種新要求,又有「嚴守政治紀律」這種硬紅線。而具體到經濟政策,在房地產、股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防範風險等層面,也有一些新提法,如「支持民營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等,相信會引來新關注。

三中全會為改革定調 聚焦化解地方債大招

 

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7月召開20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大多涉及經濟及社會改革發展等重大決定,故這次延宕多時的三中全會令人憧憬中央將有重大改革政策措施出台,不但為當前經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還為未來5至10年經濟發展方向定調。

按慣例,每屆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後翌年,便會召開三中全會,通常在9至12月召開,但今屆三中全會卻一拖再拖,估計與當前內外形勢嚴峻有關。疫後經濟復甦遇上諸多困難,樓市低迷、地方政府債務嚴重、內需疲弱、企業信心不足,而外部環境複雜,美國對華科技卡脖子和脫鈎斷鏈動作頻仍,影響到外企對華投資的信心。

會議遲開須先梳理思路凝聚共識

 

面對當前嚴峻困境,中國發展猶如走到了十字路口,須謀劃一份能重振市場信心的改革方案。問題是改革應從哪方面入手,如何改革,中央領導人需要時間梳理思路,而任何改革大動作勢必牽涉到方方面面,並觸碰不同人士的利益,需要更多時間和高層協調和制定方案,還要就改革目標和方向凝聚各方共識,以致三中全會召開時間要延遲逾大半年。

全面深化改革將是三中全會核心議題之一,改革方案具體內容暫時不得而知,而4月政治局會議是解決問題和部署接下來的經濟工作,加上作出召開三中全會的決定,會議上對經濟工作的調整,或多或少預告了改革部分內容。

三中全會肯定要解決樓市低迷問題,因樓價持續下跌,給經濟復甦帶來壓力,也令發展商新盤滯銷問題加劇,陷入債務危機,項目有爛尾之嫌,而民眾擔心樓價下跌令身家縮水,紛紛對買樓卻步,也對經濟前景不感樂觀,寧願將錢儲起來也不願消費,繼而拖累經濟復甦。今次政治局會議對樓市的表述出現重大變化,強調平衡樓市供求關係,重點在於消化存量房和優化增量房的政策措施,意味樓市政策將會有重大調整。

現時一二手樓供過於求,即使中央去年讓地方政府逐步放寬對樓市的諸多限制,但始終未能激活樓市交投。今次當局是着力去庫存,具體落實方案未有提及,但有分析人士估計可能是仿效江蘇「以舊換新」模式,讓民眾將手上舊樓跟發展商協商,獲得相等價值的房票,用來抵扣新樓首期,而舊樓則經過國資公司改造後,當作保障房使用,既可為新盤去庫存,又可激發二手流通量。

三中全會另一逼切處理問題是財稅體制改革,以便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權爭議。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地方分擔80%開支,卻只獲得40%稅收收入,近年各地均大興基建來催谷經濟增長,本來可通過賣地收入來幫補,可是樓市下跌,賣地收入大減,影響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自2015年只能靠舉債來獲取基建及經濟發展的資金,導致債務由2015年1萬億元急升至去年逾40萬億元。債台高築下,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巨額債務或進行基建投資,紛紛要求中央出手打救。然而,中央表明不會救助,擔心這會讓地方越來越依賴中央轉移支付收入,影響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儘管中央口說不救,但並不會不聞不問,因地方政府一旦違約,將會衝擊銀行體系。因此,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深入實施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方案,確保債務高風險省份和市縣真正壓降債務,顯然是希望通過財稅制度改革,為地方政府尋求穩定收入來源,同時一方面要求地方減債,另方面加速開啟超長期特別國債,藉此為地方提供關乎基建投資的資金,也用時間換空間解決經濟發展和地方債務的不平衡。

推財稅改革解央地爭議不容緩

 

三中全會也會推政策,破除當前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體制障礙,希望帶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顯然是要各省切勿一窩蜂搞晶片、電動車和太陽能板,而是因應自身優勢,發展自己獨特的新興產業。

市場期望中央7月有大招出台,扭轉樓市頹勢,並處理好地方政府債務,提振市場信心,讓民眾敢於消費,民企敢於拼搏再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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