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操縱」二三事(下)

面對此難題,央行已預為規畫因應策略方向。在美宣布將我國列入觀察名單前兩天(去年二月十四日),央行對外預告將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準備開放外匯指定銀行在境內發行外匯金融債券可連結衍生性商品或為結構債。此項被金融業視為大鬆綁的開放措施,央行可美其名是為促進國內金融債券市場及金融商品多元化發展,但實質上也是藉此業務開放增加國內資金流出管道,緩和巨幅貿易順差對新台幣所形成的強大升值壓力。

去年十二月中旬所發生與新台幣匯率相關的幾樁事件,與1980年代下半葉的情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1980年代中葉,台灣對外貿易出現大幅順差,1984至1987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順差都超過GDP的10%,且順差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美國因而要求台灣開放國內市場,並讓新台幣大幅升值。

在美國壓力下,同時也順應經濟自由化的國際潮流,台灣先採取開放出國觀光、降低關稅、減少進口管制,以及擴大對美大宗物資採購等措施,以降低貿易(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繼而新台幣被迫大幅升值,與美元兌換率由1985年底的39.85快速升值至1989年8月的25.68。

此外,台灣在1987年大幅放寬外匯管制,國人與企業可開始自由持有外匯,對外進行直接與證券投資。此一開放範圍,隨後逐漸擴大。國際收支統計顯示,自放寬外匯管制第2年的1988年起,台灣的金融帳即長期多呈現赤字、即資金淨流出的狀況;2014年以來的赤字都在500億美元以上,對緩和新台幣的升值壓力產生相當大的助益。

此處要強調的是:開放有利於資金流出的外匯業務與金融商品不失為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緩和新台幣升值的良策之一,還可同時收到方便國人投資理財,以及促進金融業外匯業務發展的雙重作用,可謂「三贏」之舉。

台灣1980年代中葉的大幅貿易順差,基本上是源於內需不足與國內超額儲蓄過多。此一總體失衡之現象在1990年即獲相當程度的紓解,貿易順差占GDP比率降至5%以下。除得力於上述市場開放與新台幣升值等措施,政府自1987年起採取大幅增加公共支出政策,藉擴大內需縮小國內超額儲蓄,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目前台灣面臨被國際所矚目的出超比率太高問題,也應循此途徑尋求紓解之道。

許嘉棟

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 曾任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副總裁、中央經濟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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