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是全球觀察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窗口，然而近年在兩岸關係惡化、中國內部過度安全化，以及學術結構轉變與少子化多重衝擊下，台灣的「中國通」人才正陷入嚴重短缺，而這是一場攸關台灣戰略資產下降的危機。

台灣對中國研究的優勢，過去建立在能直接進入對岸觀察。然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賢指出，自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第二任期開始大力推動「安全化」後，研究中國的難度大幅提升。早年能透過學界或地方幹部帶路深入中國基層，如今這類學術調研被定性為「情報蒐集」，對岸合作單位考量風險後不再接待。

王信賢說，甚至連智庫或非正式場合的訊息管道也紛紛斷線，中國學者若非不願談，就是了解的資訊也不如以往多。以每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內容為例，胡錦濤時期可能可以預知，現在則須坐等官媒統一發布。

兩岸氛圍不佳 學界難獲經費

政大東亞所特聘教授寇健文也表示，中共加強國安管制，無法進入中國田調，使得台灣對中國的理解從直接變為間接。他坦言自己已超過10年不鼓勵學生赴陸蹲點，一方面是經費考量，難從我政府獲得資源支應；另一方面則是兩岸氛圍不佳，無法保障學生安全。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副主任洪耀南則提到，淡江大陸所每年暑假組織學生赴陸蹲點40天的計畫，近年已因兩岸環境改變而終止，改由學生自主申請赴陸交換，但題目多半不涉及敏感領域。曾有學者進行森林、天氣或民意調查，都被中共認定涉及國家機密。

面對田野調查與專家訪談的斷裂，近年研究者開始增加量化研究，並借助人工智慧（AI）與大語言模型，觀察領導人的講話樣態、健康狀態等。然而，新工具並非萬能，比如AI處理的資料多是經官方過濾且片段，因此王信賢強調，「人工智慧仍需配合工人智慧」，解讀者的知識基礎與對中國的了解，才是研判成敗的關鍵。

學術結構改變 區域研究變少

中國研究人才短缺的另一原因，來自學術結構的改變。寇健文指出，受少子化影響，私校員額縮編，不再聘用新老師。同時，博班學生為求教職，更傾向深耕「專業學科」而非「區域研究」，因而更注重模型、量化與研究設計，而非對中國的深度認識。王信賢觀察，年輕學者在政治學訓練下，將中國視為驗證理論的「個案」，導致具備深度內政了解與政策研析能力的人才極其稀缺。

這種變遷導致相關系所大量整併。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已於2022年與歐洲所、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整併；文化大學也正推動國發大陸所與行管系整併。洪耀南提供數據指出，淡江大陸所規模已從1992年成立時鼎盛時期的一般生與在職生各30人，萎縮至目前共22人，僅剩3分之1。

此外，年輕一輩轉向外交、統戰、兩岸關係及認知戰等大趨勢主題，但對於區域研究核心的「意識形態、辯證法、黨史、政治體制」興趣缺缺，連政大東亞所都快找不到老師開授相關課程，人才斷層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民進黨政府執政10年來堅守抗中政策，政府資源挹注也大量轉向「防禦性」研究，如認知作戰、統戰工作、灰色地帶侵擾。王信賢指出，這本質上是「台灣研究」，研究外國勢力對台灣的影響，而非平衡地了解中國大陸。

寇健文也憂心表示，這類研究多「只能從外觀分析，進不去人家腦袋」，缺乏對中共思維方式、價值觀及決策模式的深層理解，將難以準確研判習近平的世界觀與外在行為。

洪耀南將研究中國拆解為兩部分，上游是預判中共如何決策、下游是看對台灣的影響。他形容現在的研究主題都集中在下游，「我們只有在清水溝，沒有從上游建立滯洪池或下雨預警機制，這會消耗很多資源」。

兩岸研究交流 被技術性卡關

另有年輕學者私下透露，申請國科會計畫的研究案主題若涉及中國，「摃龜」機率較高。寇健文指出，政府研究經費勢必優先流向符合現行政策的方向，相較於馬政府時代投入大量經費於ECFA或服貿，近年涉及中國、兩岸因素的政府部門委託案也已大幅減少。

此外，台灣政府的「技術性卡關」也會阻礙對大陸的認識。有學者指出，政府內部有意見認為交流沒必要，對大陸學者來台審查「異常嚴格」。因涉及多部會聯審，某個環節一卡住就是1、2個月，導致邀請單位不小的行政困擾，演變成「能不邀就不邀」的局面。

但洪耀南認為，正因中國對台灣的地緣政治威脅，台灣更應該大量發展中國研究，「畢竟它是我們風險的所在」。儘管他認為「接觸論」已經隨著中國走向專制而失效，但目前仍「有必要」理解跟認識中國，且不能先畫靶再射箭，否則會產生誤判。

何況台灣對中國的研究，已不再止於「知己知彼」。在曾處於觀察中國最前線的香港，歷經反送中運動與「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社會空間緊縮，國際紛紛轉向台灣，尋求對中國情勢的解讀，甚至連駐北京的外媒記者，因為在當地採訪困難，也會特地來台尋求專業的分析。

對陸解讀能力 攸關台灣命運

「台灣最大的責任在於告訴全世界『你解讀出來的中國是什麼中國』」，王信賢提醒，在全球都亟欲洞察中國的當下，台灣不應在此刻丟失了自己的資產。對他國而言，誤判中國或許只是一次失誤，對台灣而言，卻是命運攸關的大事。倘若台灣的判斷一再失準，隨之而來的恐是失去國際信賴。

寇健文則示警，台灣由於語言文化相近，短期內仍具有解讀中國的優勢，同時也站在應對中共壓力的最前緣，是各國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但10年後隨著有蹲點經驗的老一輩學者退休，斷層效應將完全顯現，尤其在中國政治、經濟研究領域將面臨青黃不接。

年輕研究者 田野調查難度增

儘管資深學者正憂心台灣將面臨「中國通」斷層，同時仍有年輕一輩的研究者在重重禁區中穿行，試圖拼湊中國的真實樣貌。「做中國研究的困難，從來不只是『去不去得了』的問題，而是在愈來愈多的『限制』當中，持續試著靠近『真實』。」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陳可翰說。

陳可翰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政府與社會互動。他直言，做中國研究的第一道門檻往往是「資料取得」。許多政府內部資料庫，不僅台灣研究者難以取得，就連本地學生與學者，若沒有特定關係，也不易接觸。這使研究者在設計研究時，須不斷思考如何繞過這些限制。

「怎麼問」比「問什麼」重要

他形容，在中國做訪談，「怎麼問」有時比「問什麼」更重要。許多受訪者並非完全不談政策與社會議題，但前提是研究者須先花時間建立關係。在農村可能得陪喝酒、聊天；面對企業或政府單位，也往往需要透過飯局與寒暄，逐步累積信任。

陳可翰曾與中國大陸本地人一同訪談地方官員，但他回憶，官員在得知他的台灣人身分後，戒備心因此提高。他認為這與台灣研究者的研究內容未來如何被使用、是否可能進一步公開傳播，對中國官員而言較難掌控。

另一名在政大就讀大陸研究的碩士生也提到，「資料蒐集」是研究首先面臨的困難。他說，目前最常仰賴的研究方法還是「觀察與訪談」，這也與他本身偏好社會研究有關。

2年前，他赴廈門大學交換後，開始接觸在大陸成長的台灣人二代。他也意識到，同樣背景下，有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於是「認同」問題成為他的研究方向。他指出，研究認同議題的困難在於，不能直接問，很多時候要設計旁敲側擊的問題，慢慢確認受訪者的認同，才能接近「真實」。

這名研究生選擇匿名受訪，原因很直接，在當前兩岸緊張氛圍下，連研究者自己都會反覆思考，「哪些話能說、哪些話可能比較敏感」。這種自我審查未必來自明確壓力，卻真實存在。

目前在北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的碩士生施玟慧提到，碩士論文可能會研究福建對台政策，但開始進行後，她發現許多官方資料雖然可取得，但「不代表能完全相信」。研究者往往需要花更多力氣交叉比對與反覆驗證，才能判斷哪些資訊可保留。

若涉敏感問題 研究難推進

至於未來是否前往福建進行田野調查，施玟慧坦言，這條路不是不可行，但前提是必須「拿捏分寸」，避免觸碰「敏感紅線」。她說，以對台政策等議題切入，仍有機會找到受訪者；但如果試圖深入高度敏感問題，研究就會難以推進。

施玟慧是因家庭背景走上中國研究之路。父親是台商，她自己卻是大學時才第一次到大陸。當時赴南京大學交換的經驗，讓她意識到，中國研究如果沒有實地考察經驗，很容易流於空泛。她還觀察到，台灣部分原本以大陸研究為主的學術領域，近年已逐漸轉型。

前述匿名研究生也認為，要做更深入的中國研究，仍有必要親自前往當地，但這條路已比過去困難許多。他提到過去或許還有老師帶隊、提供資源，現在更多時候得由學生自己承擔，包括研究規畫、經費安排、當地生活，以及如何找到受訪者、建立人脈關係等。

陳可翰則坦言，「成本」是到大陸做田野調查最現實的問題。較大型計畫往往需要與地方政府或機構對接，甚至需要報備、面對被質問的風險；對碩士生來說，時間與經費負擔都不小。在他觀察中，現在願赴陸做長時間田調的學生確實愈來愈少。資料難取、信任難建，甚至連身分都可能成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