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治理的轉捩點與台灣的抉擇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COP)自1995年起,逐步發展為全球氣候政策的協商平台。它不僅推動《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定》的落實,更透過年度會議促進各國更新減碳承諾,強化全球升溫控制在1.5°C以內的目標。

COP的意義不只在於技術與政策的整合,更是地緣政治與社會正義的交鋒場;不僅是技術與政策的交匯點,更是地緣政治、經濟利益與社會正義的交鋒場。

亞馬遜、盤點、資金機制

今年的COP30於最近在巴西的貝倫市正在舉行,這不僅是拉丁美洲首次主辦COP,更是亞馬遜雨林首次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舞台。COP30具備三大鮮明特點。首先,會議地點本身即是一種政治宣示——亞馬遜作為全球最大碳匯區,其保育與開發政策將直接影響全球碳循環與生物多樣性。巴西總統盧拉強調「氣候正義」與「全球南方的話語權」,預示本屆COP將強化發展中國家的議程主導權。

其次,COP30是《巴黎協定》實施十週年的關鍵節點,各國需提交更新版的NDCs,並接受首次「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結果的政治回應。這將檢視各國是否真正履行減碳承諾,並促使更具雄心的政策調整。

第三,COP30將聚焦「損失與損害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的實質運作,尤其在氣候災難頻仍的情勢下,如何落實資金援助與技術轉移,成為發展中國家最關切的議題。

美國退群效應

在COP30的全球動員中,美國的角色依然充滿不確定性。自2025年初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首日即簽署了行政命令14162,指示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根據協議規定,退出程序需時一年,預計將在2026年1月正式生效。

現在美國政府對氣候多邊主義的態度再度轉向保守,其對氣候治理的意願與資金承諾尚未可知。然而美國的退群或消極參與,已對全球氣候治理造成三重衝擊。

首先,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國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的政策立場對其他國家具有示範效應,其退場可能削弱全球減碳的政治動能。其次,美國長期是綠能技術與氣候金融的主要供應者,其資金與技術撤出將使發展中國家難以推動轉型。第三,美國的退群也可能激化地緣政治分裂,使氣候議題成為中美競爭的新戰場,削弱全球協調機制的效能。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氣候角色

中國在COP30前夕強化氣候承諾,在其「十五五」規劃中,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路徑圖。中國強調「綠色低碳轉型」與「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並在太陽能、風能與電動車等領域展現技術領先與規模優勢。

此外,中國積極參與「南南合作」,透過氣候援助與技術分享,提升其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儘管外界質疑中國的煤炭依賴與地方政府執行力,但其在COP30的表現將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變數。中國若能提出更具雄心的NDCs,並在損失與損害基金中扮演積極角色,將有助於填補美國退場所留下的空缺,並重塑全球氣候領導格局。

儘管台灣無法正式參與COP,仍應積極回應全球氣候治理。政策上應加速落實《氣候變遷因應法》,推動碳定價與部門別淨零路徑;產業上結合數位與綠能轉型,提升製造業競爭力;外交與公民社會層面則強化「氣候外交」,透過城市、企業與NGO參與國際網絡,建立非正式參與空間,以透明治理與創新能力爭取國際認同。

林建甫

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與碩士學位,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者,專長為計量經濟學、財務金融學,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曾任台灣大學經濟系系主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國國民黨員,曾任中國國民黨十九全黨代表,台灣競爭力論壇發起人之一。
研究專長為經濟分析、計量經濟、財務金融、統計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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