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新國會，重建民主價值】 活動紀錄
2024年是世界選舉年，臺灣已在年初投下未來四年的選擇；國會呈現三黨不過半，這並非首次發生的局面。基金會九年前即舉辦國會改革論壇，當年參與論壇的朱雲漢教授已仙逝，他對當時政治氛圍提出的隱憂言猶在耳；在政局不穩、國會運作與行政立法關係紊亂下，他認為國會需有清楚的制度，尊重專業幕僚，行政体系不虛耗，必需明確。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和風範，應有媒体的監督及民眾的支持、觀察。
#本次活動精華同時刊登於中國時報5月15日的A6、A7版面歡迎參閱。
國家遠景迷航 檢視專業性與立法品質
主持
林聖芬(余紀忠基金會副執行長)
2024年台灣選出新政府與新國會，面對現今國際局勢、國內治理與外在環境的變化，在新政府上臺前，面對新局，為民主體制審視前景，勢必用最嚴謹的高度，看待這議題。
回首立院四十年 檢視專業性與立法品質
1976年我進入中國時報，有機緣能夠當國會記者，在那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特別榮幸能見證立院歷史的變化。印象中當年的立法院，每年2月是新會期開始，2月1號去立院報到，那時在立院的多是後來被稱作「萬年國代」的老委員；日後歷經國會改選，增加增額立委，老委員才紛紛離開。就我當時的經驗與觀察，新的立委並不如過去的老立委認真。當下就埋下疑問，「所謂國會改選後，立法品質有真更好嗎?」
直白的說，我的觀點是立法品質在全面改選後，反而有很多疏忽、矛盾的地方。造成問題的主因，來自專業性不足，也就是現在的立委很多都要透過人脈、政黨派系角力，才能脫穎而出，但專業性卻難以勝此大任。
好的立法委員，至少要扮演兩個角色: 一是代表立法的專業性，另一是代表民意。尤其立法關乎整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法律周不周延，立委專業性夠不夠，嚴謹度強不強有直接相關。倘若當前社會充斥靠著人脈關係良好，當上立法委員，但缺乏專業，那很有可能會反映民意，卻沒有足夠的專業去判斷與立法之間的平衡關係，進而導致越來越有被民意綁架的風險，進而導致最後變成一種權力跟權力的利益交換。
我們選立法委員，是希望代替一般民眾扮演專業角色；我以前在萬年國會的時代，參與的委員會審查，過程是非常嚴謹，要經過許多層次與面向的討論與審議。但現在的狀況變成，透過政黨協商就好，討論的議程很多時候只是一個過水，可以說就是被政黨所綁架，政黨淩駕於專業之上。簡單來講，就是立法權就被剝削了。
民主體制困境 國家遠景迷航與政治風氣敗壞
從立院的現況講到民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1989年曾經發表《歷史之終結》的論說；當時預告，蘇聯集團應該會先瓦解，果然在1990年柏林圍牆就垮了，在關鍵時刻，如何取得勝利的歷史終結呢?福山認為只能靠自由民主的體制。
巧合的是同樣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史蒂文‧李維茲基和丹尼爾‧齊布拉特，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於2018年合寫《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簡單歸納重點說，他們認為民主是會變質的。
從這兩本不同的書籍，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反思的問題是: 民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嗎?臺灣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那麼久，長期發展下，如果沒有達到效果，反而常見所謂的民主體制敗壞了政治的風氣，並推波助瀾導致國家體制的變質，這並非大家所樂見的。
世局動盪，身為老媒體人，我們不能迥避國會改革的挑戰、省思與及時推進。
台灣政治變遷與民主價值的再發展
趙永茂(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
談新的國會，我主要想先從民主價值，跟政治變遷中，政黨跟國會需要擔負怎麼樣的角色談起；事實是，在社會變遷中，不論英國或美國，民主政治都不很健全，我將以臺灣政治變遷下重建民主價值做探討。
臺灣民主發展：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平衡
臺灣過去七十九年的民主發展的經驗中，充分發展選舉與代議制度，推動中央與地方，包括政治與社會之間的分權，多元機制與政黨政治；同時也發展出一定的平等法治及社會正義的政策，使臺灣在國際間充分的顯示民主政治發展的成就。但政治變遷是民主價值結構的一個發展，有幾個重要結構需要做突破，及深化發展。
首先，是臺灣政治與社會的平行民主重構的部分，臺灣社會是被壓在政治下面的，社會的專業、熱忱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或政黨忽視；且臺灣政治是用代議制，風險就是若代議與政黨沒有反省及開放能力的話，民主就非常危險。第二個部分，則是反對政治的概念，反對政治與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還是不夠成熟和強壯，而反對的開始是政黨本身要有反省自己的制度，以及政治社會要發展出反對政治及批判政治的力量，因此，台灣民主政治，還需要很大的成長。
從西方經驗學習 代議制度與社會連結
兩千年政黨輪替之後，臺灣政商關係的走向更加多元發展，也衍生出一些隱憂。長期以來，我們過度依賴政治代議體系；實際上，臺灣代議體系可以與社會各種團體聯繫起來，除了直接涉及議會本身，或立法院的一些相關法律預算或議題之外，議員們或國會議員可以與社會各種團體建立聯繫網絡，並且要建立自己的公共政策、議題的特色，比如經濟、交通、環境等，需要結合相應領域的相關團體和專業社會代表參與立法過程，協助及監督政治代議順利執行。
此外，臺灣應該更積極重視傳統派系社會和黑金社會的轉型，以及地方派系和黑金代議制度的改造，應該充分利用現代地方自治社會中多元的市民社會和專業社會的力量，對公共事務負責並熱情投入。不僅僅是民意代表，利益相關者和專家也應該能夠參與進來，形成制度性的政治社會關係，以對抗代議體系中的派系和大企業的支配，並從多元的社會培育新政治代議及領導人才。
反對政治即反省與創新的契機
剛剛提到反對政治和反對社會的形成，是指什麼呢？舉個例子，例如過去國民黨時期，很多情況下都是通過反對政治和反對社會來進行批判，就連日治時代也是如此。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強烈的反對政治和反對社會的情況了嗎？因為現在國會已經要經由選舉，這種緊張局勢是已經有所緩解。
但我們必須要瞭解，這是一個正常的機制。也就是說，一部分中間選民現在已經成為主流，而流動的反對政治也是存在的，而且會不斷變動。所以，你的政黨有一部分人可能會離開，甚至反對你自己，這是政治進步主要的力量來源。
政黨的反省力量與其成熟度，會逐漸成為淘汰政黨、警示政黨、替換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成為民主政治和社會新穩定的基礎。因此，各政黨應該領導和整合多元社會未來需求的政策，努力構建黨內民主機制，勇於開放黨內自我批判和反省力。政黨的反省機制越強，政治權力反省力強，政黨才會有更長的執政容量。
新時代民主道路 持續改革
回顧到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零年代，臺灣的在野政黨和反對派，曾要求廢除戒嚴和威權體制，在那個狂飆的年代，臺灣敢於對強勢的統治權力進行政治挑戰，在臺灣最困難的時期，敢於挑戰內領式的危險體制和政黨，致力於推動民主國會、民主政黨和民主社會的變革，曾留下巨大的歷史足跡。
然而，進入一九八七年解嚴後，臺灣社會面臨著新的政黨政治壟斷和霸佔，以及新政治社會教育和政治的萎縮。對此，思考臺灣新的反對政治的反對社會的需要，也正在形成。新的政黨不應該向舊政黨社會、家族妥協，而應該培育更多親民、有領導能力的專業人才，並不斷進行新的政策開發和革新的論述，發展新的政策和執行能力，以及開放多元媒體對政治的挑戰和批評。
臺灣民主需要不斷提升，與新一代的知識、專業不斷聯結，啟動政黨民主的改造，結合新的政治領導人才和專業的社會精英，發展出新的公共治理和政策，通過反對政治和反對社會的整合，形成協力合作的政治、社會關係，才能成熟及穩定台灣民主政治與社會的發展。
從民主正當性看國會運行與制度
李念祖(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
兩個問題 定義何謂民主國家?
我今天想從制度層面來思考，當前民主政治下，臺灣國會該進行怎樣改革?想請大家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只有民選的元首而沒有民選的國會呢，那我們是否還是民主國家？答案可以由希特勒在威瑪時代的德國思考，一九九三年德國通過民主方式，國會將所有權力交給希特勒。當時的德國，應該很難被認為是一個民主國家。
第二個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民選的元首，但有民選的國會，是否還是民主國家？答案依然是肯定的。英國國會元首是國王，但國會真正民選部分是上下議院，而英國的民主正當性就建立在國會之上，國會議員不是為了成為官員而選舉的，而是為了成為人民的代表。
從上述兩個問題可知，即使有民選的元首，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會不起作用，那麼其就不配擁有民主國家的稱號。在民主政治的原則上，民選的元首與國會，在做決策有本質上的不同；單一個人做決策不容易受到控制，要承認錯誤也很困難，相比之下，國會是由多人做決策，能有效確保一定程度決策的正當性。
英美民主演進 制度之差異
讓我們看英美兩國的例子；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後，英國通過了《權利清單立法》，確立了國會的主權，君主的虛位，這年是英國被視為真正民主國家的時刻。
當時在彼岸為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在獨立百年之後，通過了自己憲法，將英國《權利清單立法》納入其中，雖然美國是英國民主制度的受害者，但並沒有推翻民主，而是建立了多元、共和式的民主；他們相信民主，卻擔心多數的暴力，因此利用共和制度來平衡民主的缺點。
臺灣民主制度與當前挑戰
回到臺灣，我們採用了美國的徹底分立制度，反映了共和主義的精神。比如，當年蕭萬長在擔任行政院長時，前一天晚上辭去了立法委員職務；這顯示了憲法第七十五條的作用，即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近期的臺灣總統與立委選舉剛結束，各政黨都沒有過半席次，而且總統只有相對多數的支持，這使得兩大政治部門的民主性看起來似乎不夠。有些說法提出應修改法律，主張通過絕對多數改變總統的選舉方式；這引發了一些問題，例如是否代表總統的賦權不足，民主正當性不足等等，但老實說，即使修改了法律，現任總統也無法重新選舉以取得絕對多數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正當性來自哪裡呢？
國會奠基民主 一切都能更好
我認為國會就是臺灣民主正當性的來源，理想中的國會多數決，並不取決於一個政黨是否佔多數，而應取決於能否形成多數派合作，所以說國會的民主正當性，來自其能否形成多數決，而不是單一政黨的支配。
但目前立法院立法通過的理由，往往是因為黨團協商，立法院是法治的源頭，如果自己不講法治，那在新聞媒體上看到的，惡意攻擊、杯葛、肢體暴力、語言暴力，就不難想像其每天發生的真實性議事常態，怎麼還能期待有法治呢？
許多人在談國會改革，都會提到憲法，認為現在的憲法不夠好，但我認為，人民可以說法律要怎麼改、憲法怎麼不好，然而有權力的人沒有資格罵憲法，因為憲法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控制權力的，保障人民的權利。
往前進步 自重而後仁
這部憲法七十五年了，也是能夠民主法治的原因；所以針對新國會，須講究內規與秩序，提昇立法的品質，建立自主立法的能力，不仰賴行政部門的提案，自我要求遵守議事倫理，才是重要。「自重而後人重，自侮而後人侮」，現在百廢待舉，但我相信一切都還來得及。
國會是民主政治的靈魂，是法治國家的標杆；國會的核心職能是立法，國會要有自主立法的能力，國會必須嚴守立法程式，國會必須遵從議事紀律，國會必須提供立法品質，國會必須脫離政黨威權，國會必須自重而後仁。
國會運作的精神、秩序與傳承
林濁水(前民進黨立法委員)
國會改革 五權憲法的限制與挑戰
有人說這個新的國會可能帶來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恐怕真是如此。目前正在進行的國會改革，包含幾個面向: 總統國情報告、人事同意權、調查調閱權、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我想以國會調查權會來做個例子，過去十六年來，台灣政治局面都是一個政黨一黨獨大，全面執政，而國會調查權與執行權，主要都是由在野黨行使，放諸海內外皆是如此；除非行政部門做到天怒人怨，造成同黨就非得追究不可的程度，否則基本上立院只會使用質詢權，而非調查權去追究，這才是常態。
但現在立法院正在審查國會改革的法案，主張國會一定要把這個調查權的制度建立起來，推動者主張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說只有質詢權並不足夠。過去，當民進黨在國會推動調查權立法時，國民黨馬前總統就說：「我們是五權憲法，調查權就是監察院的，不可以去碰。」
而監察院的職能被質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既然這個監察院才有調查權，且理由就是他要執行糾正、糾舉、彈劾的權力，但是彈劾權不是國會的嗎？至於糾正權就更離譜了，倘若不是民意機關不是國會，怎麼可以去糾正行政院的政策呢？國會吵吵鬧鬧、不安寧的狀況或許才正要開始。
獨步世界的制度 未來困境更大?
事實上現在三黨不過半局面，也曾經發生過，就是陳水扁總統的時代，現在的國會，我看比朝野對立的情況應當超過陳水扁時代，更不用說超過李登輝的時代。李登輝當時可以說還相互合作，一起為法案推動協調；但目前情況看來，將來國會通過的法案，跟賴政府施政的方向或主張想必落差越來越大，那賴總統面臨的局面很有可能比陳水扁更嚴峻。
面臨這種狀況要怎麼辦?需回過頭來看這一次的國會改革的內容，台灣的國會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起來，真的很不一樣，除了沒有調查權以外，還有另一個點就是總質詢的部分。全世界沒有這種總質詢制度，只有一個委員在質詢，其他立委可以不在場，但行政官員、部長全部得到場備詢，全世界沒有這種怪像，是中華民國獨一無二的，毫無質詢的精神，對同黨的行政官員也不友善，浪費了彼此的時間。
國會組織架構的改革 單一召委制度的問題與挑戰
除調查權、質詢的爭議外，還有個關鍵，就是委員會的單一招委制度；我強調國會要讓行政院尊重，最應該修改是單一召委制。
全世界與臺灣地方議會，都是一個召委，當初為什麼會有兩個召委、三個召委？是蔣介石時代導致的結果，就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倘若有法案被挑戰，三個召委，就算其中兩個召委反對，還有一個召委配合，能保證通過沒有問題；國會無法培養國會領袖，行政機構要讓立法院成為立法局也輕而易舉，所以單一召委制執行，法案的審查，主導權才會回到立委手中。
由若林正丈觀點 看「分期付款」的民主?
台灣不論國會，還是目前的現況混亂，很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台灣民主化後的體制改革，是所謂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說的，「李登輝式分期付款式的民主」。
李登輝當初在推動民主化，屬於走一步算一步，沒有終極目標的狀態，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完成民主。但我心中「分期付款」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有一個總和，分不同的時間節點，把這個總和兌現，才叫「分期付款」，而民進黨在國家定位或者憲政改造，都有一個清楚的最終目標，分階段去實踐，這跟李登輝就有很大的區別與不同。
但當初我在民進黨，本事就這麼大，努力半天，只能做到對憲政民主化的體制，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來加以實踐，幾次憲改下來，體制上還是拼拼湊湊、亂七八糟，有點遺憾。
今天談國會改革，是一個恰當的時機，我認為趁著三黨不過半的時刻，把整個國家未來發展體制的最終目標，要一起想清楚，再來做全面的改變與更動，不要重蹈缺乏終極目標、終極實際時間的李登輝式的體制改造，我們要記取歷史教訓。
國會元老看 立院變革與政黨困境
賈北松(議會資深公務員)
萬年國會走入歷史 然後呢?
在開始前想先說，我如果有一點，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堅持，真的要感謝中國時報，他作為非課堂，卻我生命中重要的老師，如果沒有中國時報一路的陪伴，可能我今天沒有很多對國家理念的概念與想法。
我是從第一屆立委在的時候，就到立法院工作，進去的時候，因為老立委不需改選，他們都七八十歲，我就像他們的孫子一般。當時的國會大家都認為很老氣，不重視民意，是一個不符合時代潮流的立法院；除了維持中華民國法統，其他好像什麼都聽國民黨，完全不會、也不能反映民意。
好不容易等到立委全面改選，事後我卻意外發現，竟是一屆不如一屆；甚至十多年後民進黨完全執政後，狀況也沒有比較好。我們對國民黨有期待，對民進黨也有期待，所有政黨在選輸後都應該要反省檢討，但他們到底有沒有做到呢？
回顧過去 小黨生存不易怎麼做?
二零二四既然是三黨不過半的局面，我想從小黨困境角度來談起，又或是說我個人解讀，應該講小黨的處境，比較中性。在過去，現在的藍綠兩大黨都曾分裂，比如國民黨跟新黨、民進黨與台聯，都是相互排列組合下的產物；小黨非單獨的一個小黨，大黨也不是一個單獨的大黨，是兩個比較相似理念、甚至結合同一意識形態下相互連結的組織。
當然現在的民眾黨看起來是有些例外，但不妨礙我們討論小黨的處境；要知道在立法院的議事運作，處處都有門檻，就是所謂的人數限制，所以過去小黨，幾乎沒有辦法提修正案，也不可能靠自己力量表決通過，就像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構，小黨得到席次後，卻無法茁壯，需要看人臉色、去拜託甚至依靠大黨才能存活。
這些艱難反映著小黨的經營不易，但人民投下選票表示對你這個政黨有期待，他不會因為你人少，就認為不努力讓法案通過是可被接受的；當小黨沒有辦法說服社會，為什麼努力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在選票上可能就會流失，這也是許多小黨在三屆選舉之後，在選民數量上疲乏且最終逐漸消失的主因。
善用立院機制 讓民意成為後盾
但我要說，小黨的存在，實是民主憲政很重要的元素，連蔡英文總統都曾經也說過需要讓小黨有生存空間，重點在於他們如何走出困境?在商業上，很多成功的創業者，創業成功後常常面臨三個失敗的困境，第一個就是過度執著、第二個是太有自信、第三個就是太天真。套入政黨的概念，可以說政黨會壯大，是因為一群特別人有著執著與自信，所以成功；但是過度的執著與自信，也就注定所創的黨，可能會走向失敗。
要突破上述三屆選舉的魔咒，小黨除要撇除天真的缺失，還必須召喚出社會共識的願景，讓民意成為最強而有力的後盾；讓支持你的民眾覺得，你們在國會的席次太少，是人民的損失，這時小黨才有變成大黨的可能。
另外，立法院其實考量到小黨生存，有兩個機制，能讓小黨可以適度來運用，作為武器。首先是議事；小黨從提案到表決都處於弱勢，但是只要議事規則運用得當，大黨也不敢天天都否決，或是讓你不能提案，如果真做那麼超過，那就會像民進黨過去兩屆立委一樣，給民眾不佳的觀感。第二個是議題困境；小黨想推的議題，沒有大黨支持沒有辦法通過，為不辜負人民期待，就需要通過協調、溝通，甚至打折來達到目的。
理性客觀 勿以顏色論真理
整個立法院的運作，不管是法案的進行或者小黨的地位，都仰賴民主憲政能有效執行；然而臺灣正處在很複雜的社會氛圍、很劇烈的政黨競爭中，許多人認為臺灣是用顏色與權力來論辨是非，但所謂真理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都需要相互提醒，不要因為顏色就認定誰有道理，更需要避免同溫層的影響，開放心胸、理性思考，支持所有政黨正確的論述，讓國家更有力量。
媒體人觀點
威權到民主 媒體角度下的立院生態變化
夏珍(風傳媒總主筆)
不斷演進的立院 國會改革別具意義
我是進到中時之後，八十八年期間才開始跑立法院的新聞，那段時間約有四年，剛好也遇到老委員逐漸改選退出；我個人感覺是，當年老委員時代要說比改選後好或壞，也沒那麼一定，基本上那些老委員做了一輩子的立委，的確每天就很專心的待在立法院，但年紀大、社經地位高，總會與社會有些脫節跟代溝，所以我想說可以肯定的是，立法院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一直不斷在演進的。
今年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現象，對我們這些懂立院的人來說，一點都不新，早在陳水扁前總統時期就發生過，八年前也曾三黨不過半，立院還是可以照常運作的，甚至說直白一點，三黨不過半的國會，其實根本無法給行政單位壓力，去改變行政部門的決策。
我認為臺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偏重行政權的；甚至有的人會說，國家體制是把立法委員，這些所謂代表人民的民意代表，放在很不重要的位子，也沒有給予他們監督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本次院會開始討論國會改革，是很有意義的，這樣推動的結果，或許能讓議會代議士擁有應有的權力，去好好肩負監督的責任。
數位時代下 問政變化與媒體困境
另外，身為媒體人，還是想從媒體觀點，聊聊網路時代興起後，立委問政的改變，與媒體到底要怎麼跑新聞? 網路改變媒體圈的生態，不是一兩天了，我還在中時當社長的時候，除了人力已經吃緊外，要跑新聞也是更加的困難。政治人物當年就透過各種網路平台，比如臉書、IG等來發文，導致記者也只能透過這些平台參考，背負了「看社群寫新聞」的名聲；媒體人的無奈就是，若邀訪不到本人，轉發這些社群文章，至少都出自於各政黨的編輯之手，消息來源不會出錯，也是盡力在確保新聞的可信度。
後來進到直播的時代，立委都快變成網紅；基本上，我不反對立委自己直播，但得是有意義的直播，舉例說，我們講求開放、透明的國會，所以現在國會議事頻道都有直播，這相對是有意義的。直播時代也造成一個現象，現在的新聞很少有獨家消息，變成一種「錄影監視器式」的新聞模式；觀眾也會選擇去看自己喜歡的報導，藍營只去傾向藍的媒體獲得資訊，反之綠營亦然。導致所有資訊同溫層化，新聞關切的重點也從議題本身，變為製造話題、聚眾討好特定對象或族群。
現在立法委員也喜歡用唱歌、寵物之類輕鬆的方式吸引選民，尤其認為年輕人只喜歡娛樂化的短影音，但事實真是如此嗎?關乎到選舉的時候，我認為選民還是會看你是否有實質的能力，比如專打弊案的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他的網路直播就與觀眾認真討論政策，讓外界了解議題外，降低補風捉影的風險，也避免政治娛樂化、網紅化的隱憂。
臺灣從威權到民主，又到了網路數位，時代已經走向某種趨勢，整個媒體生態也碰到許多問題，但國家還是需要有能嚴肅討論問題的人，立委身為人民的代議士，我還是對其有所期待，至少要讓人民知道，這個政府是有人在監督的，若能扮演好這樣的角色，覺得這樣的立法院，其實就讓它及格、過關了。
由立院看消失的媒體第四權
林照真(台大新聞所教授)
立院的意義 多元聲音不同觀點
我個人認為立法院，並非只有立委，其實還有重要的參與來自社會運動；幾乎所有社會運動，都會聚集在立法院的門口做各種抗議，這社會力的展現，對整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也有各種政治的立場的人馬在這裡競爭。
所以對於立法院，不管他表現的好壞與否，就是社會意見表達、彼此衝撞的現場。當了二十年的記者，當年在中國時報，我養成客觀獨立的個性，媒體就是永遠的在野黨，周全的去捕捉每一個時代的脈動民間的需求；我不會去評價立法院過去與現在，誰比現在好或不好，臺灣最可貴的地方，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們有一個這麼吵鬧的立法院，在多元的社會中，能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補充不同的觀點。
媒體監督力被輕忽 網路臉書治國?
回應夏珍的說法，現今立院的媒體生態與過去真的很不一樣。過往，一家媒體的國會記者的編制需有九個人，甚至更多；但現在，有的媒體單位可能只有一、兩個跑立院，同時還負責跑外交部或其他單位，人力相較非常單薄。我覺得記者的重要性逐漸被看輕了，記者的工作是問好問題，口才也許不像電視台主播，但是我們清楚知道核心問題在哪裡，但見現在連問問題的機會，都很常被剝奪。
許多人批評蔡英文總統執政，是臉書治國；但我也必須說，立法委員也都設法跳過記者。很多年輕記者私下告訴很想認真採訪，與立委聊一聊法案與政策，經常得到看臉書發文的回應；造成這結果的原因，可能如夏珍所言，雙方都想降低出錯風險。
早期，確實讓新聞記者有發揮的機會，有思考的時間；然而現在數位時代的環境，記者必須不斷發稿，才能撐起這數位的商業圈。聽說一個記者一天需發二十幾則稿，那這些稿子不灌水，有可能嗎? 這種情況讓新聞記者主動性越來越下降，但網路當道，又有什麼辦法?
找回第四權力量 全民努力
對於三黨不過半的這種國會生態，我可能沒有那麼樂觀，現在政治操作媒體的力量與手段越來越厲害。目前媒體完全是被議題、政治風向帶著跑，沒有媒體能夠勇敢站出來，說許多話題根本是假消息、偽命題。政治力量不斷的膨脹，然後新聞力量不斷的衰退，現在已經無法把新聞媒體稱做是民主國家的第四權，因新聞的監督力道整體衰退了。
從上述的擔憂，我認為國會記者，是每一個新聞機構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新聞媒體角色，這角色不應被政論節目、社群媒體的影響而弱化。現在還是有許多非常優秀的年輕人，對媒體領域有興趣與熱忱，國家也需要這樣的新血持續投入，替政策把關，所以怎麼樣發揮新聞記者監督力量，以及怎麼樣能夠善用最新的數位工具，讓記者有機會更集中力量，去做更有社會影響力的報導，這是臺灣，甚至全世界，都需要面對的課題，也是從現在開始，可以整個社會一起來討論，未來需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