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S：20世紀貿易政策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商務Scholl主席威廉•賴因希（William Reinsch）指出，CSIS與美國前貿易代表舉的論壇中，提出兩大問題，特別提醒貿易代表候任人Katherine Tai注意。另外，拜登政府新貿易政策在勞工問題方面，必須先區分貿易政治和貿易政策進行討論。

上週，CSIS與美國前貿易代表舉行了半年一次的論壇。提出貿易政策觀點應注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實行「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四年之後，美國現在應該去哪裡？是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一直堅持的貿易自由化政策，繼續川普政策，又或是繼續其他做新的措施？

沒有人希望繼續過去四年的政策，因此提出一些有關的建議與願景。試圖解決當前貿易問題。但是，這僅僅是開始，還需要長期性觀察與追踪分次探討。

簡言之，美國不會回到戰後時代，也不會繼續執行川普政策。除了最廣泛的術語外，正在進行的新政策尚待明確定義。這項政策適用於所有美國人，包括工人，而不僅是富人和大公司。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這會是重要議題。

儘管川普可能引起催化作用，但在他出現之前，有兩個大趨勢已開始。其一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經過多年的美國公眾和企業對中國人民（如果不是他們的政府）表達了熱情的感情，並支持合作與參與，如今，超過70％的人，對中國持不利態度，而二十年前這一比例為35％。從2013年開始，到2016年後急劇加速。

不管造成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我之前曾暗示它與中國的政策有關，而不是與我們的政策有關），美國人現在認為中國面臨著重大的經濟和戰略挑戰，並將其歸咎於大量失業。

隨著公眾輿論轉變，針對中國更加積極的貿易政策支持越來越多，特別是在國會兩黨支持採取強有力行動的國會中。

第二個問題，是傳統貿易懷疑論者（主要是有組織的勞動者和進步的左派）之間對貿易的思考日益複雜。

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他們只是反對幾乎所有貿易協定，都是為了迎合大公司而不是幫助工人。這使得有利於貿易的勢力（主要是企業）更容易將其描述為反增長和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近年來，他們開始專注於自己的目標，而不是針對的目標。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SMCA），其中AFL-CIO總裁Richard Trumka與眾議院民主黨合作，納入了直接涉及墨西哥工人權利實施的條款。他的目標是具體且可以實現的，

但是，USMCA是一個特殊情況，而不是一項政策。墨西哥存在公認的勞工問題；在USMCA的前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長期未能與之打交道的記錄；而且不乏如何處理的想法。

對於某些國家，例如英國和日本，可能沒有必要採取這些補救措施，而對於其他勞動問題不同的國家，這些補救措施可能也不適用。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貿易協議中的爭議通常不是針對施加一般義務（維護工人權利，保護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的廣泛語言，而是針對特定語言或缺乏特定語言，關於如何履行和執行這些義務。

各國在頒布全面法律，根本沒有長久執行法律的記錄。貿易協定也是如此，貿易辯論各方面的代表，可能會找到共同立場，就是同意所作承諾是明確的，執行應是有力和透明的。

這些問題顯示出，美國現在及未來的趨勢。來自中國的嚴峻經濟和戰略挑戰，以及進步，左派積極表達替代貿易政策，引發以下兩個關鍵問題的辯論：「如何使用貿易政策保護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以及「如何使用貿易減少了不平等現象，促進了我們各族人民的利益」。

回到川普之前的政策，並不會解決任何一個挑戰，現在也不會繼續過去四年的分散做法。因此，前進是唯一可行的方向，未來CSIS會針對貿易政策提出更多解析。

在討論拜登政府新貿易政策時，先就勞工問題進行討論，勞工問題必須區分貿易政治和貿易政策兩大方面。

川普在勞動方面精通貿易政治。但沒有談論不平等或經濟增長。

川普在討論工作問題時，喚起懷舊之情，承諾帶美國回到1950年代，每個鍋裡都有一隻雞，每個車庫裡都有一輛車，重建想像中的一個不再存在的美國（如果曾經存在的話）。

他將失業率責任歸咎於外國人，並承諾將其遣返，這是他沒有兌現的諾言，但他對此沒有承擔責任。

民主黨人說了同樣的話，但已經知道在攻擊外國人方面，很難擊敗川普。他們還透過談論收入和財富不平等，以及大公司弊端來混淆選民訊息，但也沒有引起共鳴。

大多數選民都很關心自己或親朋好友的工作。他們不太關注富人是否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來致富，而且他們並不認為大客戶本質上是壞人，畢竟，其中許多人在沃爾瑪購物或透過亞馬遜發貨。

結果是，對於那些試圖爭取選票的白人，男性，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大部份人來說，民主黨可能傳達很好的政策訊息，但政治訊息卻不太成功。

但是，看看他們為勞動力提出的貿易政策。

從組織的勞工角度來看，似乎包括三個部分：確保貿易是給工人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公司高管；停止離岸工作的轉移；以及加強合作夥伴勞動法的執行。

第一個部份與貿易政策無關。這是關於公司如何分配收益以及如何對待工人的問題。

在華爾街的要求下，許多問題與公司管理直接相關，強調季度收益和股價上漲，以長期增長戰略為代價。理想解決方案就是說服首席執行官改變優先策略，並以不同方式管理公司，但也有可能因國內監管措施受改變。

然而，目標錯立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不斷削減成本，包括將製造工藝和工作轉移到海外。於此，貿易政策可以透過限制離岸業務來發揮作用，儘管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總統當選人拜登的競選團隊建議，必須著眼於這個問題，並建議透過稅收措施加以解決。這對於返回美國的公司來說，是誘因，而對於那些沒有回到美國的公司則堅持建議：不針對已經透過本地生產轉移到國外的國外市場服務公司，而是針對將國外生產納入其供應鏈並運回國內的公司。其重要關鍵詞是「稅」，而不是「貿易」。

最近談判達成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協定》中闡明了兩項措施。首先是消除或縮小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端解決，這限制美國公司在其他國家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所擁有的追索權，增加企業投資的風險，並降低了企業對離岸投資的興趣。第二個涉及原產地規則，如果要為該商品提供優惠關稅待遇，則高度要求其協議夥伴間的原產內容。後者可能難以管理。如果原產內容太高，公司將簡單地進口並支付關稅。如果它們太低，它們將無法實現其目標。

第三個部份是加強勞動法的執行。這既無私又自私。確保積極執行國家勞動法，對工人和民主都有好處。這對美國工人也有好處，因為它增加了競爭對手的成本，並縮小為降低勞動力成本而轉移到海外的優勢。

在這三個部份中，最後一個將得到最廣泛的支持。

各國在執行時，不應只考量自己的法律。首先應該在貿易政策之外的其他地方進行討論，並明智的做法是將責任歸咎於錯誤的公司管理和寬鬆的監管政策，而不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貿易協議。

對於將離岸外包轉換為外企回流，是最有可能發生政策戰的地方，未來也將進行仔細研究。

威廉·賴因希（William Reinsch）在華盛頓特區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擔任國際商務Scholl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