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四百年

2024年對台灣歷史有著特殊的意義，若「歷史」是指對人類過去事件彙整的文字紀錄，那麼台灣在1624年荷蘭人登陸以後，開始留下可供研究的本地文獻資料，就正式開啟了名為「台灣史」的歷史篇章。

文／基金會研究助理 蔡旻儒

吳聰敏老師的《台灣經濟四百年》，是一本針對40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總整理，自荷治時期經過鄭氏、清、日，到後來的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從原始的狩獵、農耕經濟，逐漸進入工業化社會，並在20世紀中後期經歷了人類史上罕見的持續性高成長，深刻形塑了我們今日熟悉的台灣社會。藉由本書，我們可以一口氣走過這段400年的歷程，一覽台灣經濟史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再次認識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以經濟觀點解答歷史謎題―鹿產與西拉雅族

40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因貿易轉運需求，選擇在大員（今台南安平）落腳，開始與西拉雅族各部落建立關係。起初雙方維持對等地位，東印度公司還向新港社購買土地興建大員商館與堡壘；後來商館逐漸轉變爲殖民政府，麻豆社事件以後，東印度公司與各社締結和約，形成封建領主與臣民的關係，台灣原住民首次被納入外來政權的統治底下。

本書在荷治時期的精彩之處，是對一個看似與經濟活動毫無關聯的特殊現象提出一個解答。1623年，瑞士人利邦（Elie Ripon）上尉隨東印度公司來台，他在日記中記錄下西拉雅地區一個有些駭人的習俗―強制墮胎。西拉雅族各社規定女性在35歲左右以前不得生子，若懷孕了就必須強制中止，這項習俗甚至被記錄在馬爾薩斯著名的《人口論》裡面。馬爾薩斯的解釋是，因為人口過多且糧食不足，導致必須犧牲嬰兒，美國人類學者邵式柏（Robert Shepherd）則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西拉雅男性從17歲至40歲左右都必須負擔軍事義務，禁止生子是為了避免影響作戰，類似於羅馬帝國禁止軍人結婚的規定。

邵式柏的說法有其道理，然而台灣東部的其他部族雖也有年齡階級制度，卻沒有如西拉雅地區同樣嚴格的規定，邵式柏的推理仍需要更多證據支持。本書爬梳歷史文獻，從「社有獵場」的記錄、鹿產分佈、原住民各社人口密度，推論強制墮胎制度與鹿產利益衝突高度相關―該習俗出現在鹿產來源的主要地區，且隨著距離增加逐漸消失―並延續這個主題，從「贌金」[1] 稅入來源的變化，勾勒出台灣鹿產逐漸枯竭的過程：從荷蘭人來台初期，鹿產來自西拉雅地區各社，逐漸往中北部遞移，短短一個世紀，鹿產就從台灣經濟史的舞臺快速退場。

走進統計資料  看見台灣現代化的改變

經濟學是一門重視數據的科學，從各個歷史時代留下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窺見台灣從農業經濟的社會，逐漸轉型成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社會各個層面發生的變化。

縱貫鐵路通車，是台灣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重要事件。1908年縱貫線開通，從台北搭乘至打狗（高雄）僅需12小時，對比清末台南到淡水需時10天，是重大的進展。鐵路的出現也帶動米價變動，中部生產的稻米可以快速運送至北部地區，造成北、中米價消長，連帶影響稻作種植面積發生變化；鐵路還促進了新式糖廠的發展，取代舊有糖廍製糖技術，在總督府的扶植下，糖業成為台灣出口產值最重要的主力，而各家製糖株式會社成立、發行股份，第一批資本家的出現也代表著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開始。

新式糖業興起帶來的另一個效果，是解放婦女的勞動力，也就是「解除纏足」。由於蔗作相比水稻的勞動力密集度更高，糖業成長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提供農家更強的誘因讓年輕女性解纏足；吳聰敏的研究發現，某地區的甘蔗收成增加量每上升1百萬斤，解纏足比率也會跟著提升0.13%，在當時一塊蔗作田可生產百餘百萬斤的情況下，具有更高甘蔗產量的地區，婦女的解纏足比例可能比另一地高出10%以上。此外，性別比下降，「失蹤婦女」[2] 數量減少，也與新式糖業帶動農民所得增加，提高家族接受女嬰誕下的誘因有關。

日治時期，台灣經歷多項社會與經濟改造，包含清丈隱田、消除大租權、土地調查、戶口調查、公共衛生建設，以及前述的交通與初級工業化建設等。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稱土地調查是「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成為台灣「糖業帝國」的根基，人口學者弗里德曼（Ronald Freedman）稱當時台灣人口統計資料之完備史上罕見 [3]；首次現代經濟成長在台灣出現，1903年至1940年，台灣的人均GDP年增率約為2.0%。

從管制到開放 探究台灣經濟奇蹟的來源

戰後初期，台灣經濟先經歷劇烈動盪及衰退：國共內戰引發米荒、惡性通膨，導致民眾信心崩潰，儘管政府推出各種幣制改革穩定民心，數據顯示效果依然有限，而真正穩定物價的關鍵，是美援。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開始對中華民國政府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這個事件完全改變了台灣的命運。「美援」減緩當時台灣經濟的兩大問題，包含財政赤字、物價膨脹，剩餘的一大問題是外匯不足，這主要是源自對外貿易逆差。在日治時期，台灣只進行了基本的工業化，農業仍然是經濟的主力，至於工業產品則是依靠殖民母國輸入；二戰以後，台灣成為獨立的經濟體，尚未成熟的經濟體質加上戰爭摧殘，導致政府入不敷出。

為了改善貿易逆差，政府開始推動一系列政策發展工業，許多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內容，例如進口替代、出口擴張。然而本書不甘於舊調重彈，作者特別關注此時期美國經濟顧問團、合作分署對台灣財經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在政策幕僚中，相對於更廣為人知的李國鼎、孫運璿先生等人，他們的前驅者尹仲容在美援會裡所扮演的角色。總結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推出一系列計劃大綱、財經措施，逐步解除對貿易與匯率的管制、控制軍事預算、鼓勵私人企業發展，奠定爾後經濟奇蹟的基礎，本書並特別強調，這些政策除了需要具有執行能力的政府官員，美方顧問在背後的指導也相當重要。

在公部門外，本書也分數個章節回顧台灣電子業的發展，其在台灣戰後的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本書欲藉由電子業成功的經驗，反思國民政府與合作分署間曾對於產業政策與自由市場孰優孰劣的歧見，作者認為，1960年代以後出口導向的電子業，透過台灣當時低勞力成本的優勢，與適當政策的引導，在天時地利之下，從同時期其他發展中國家裡勝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證明了善用比較利益在市場經濟中更具優勢，而電子業的成功也為台灣經濟奇蹟拉開序幕。

在電子業的成功之後，台灣下一個重要的策略即是發展半導體業，從最初勞力密集的封裝測試，成立工研院投資設計與製造能力，到後來台積電出現及其獨特而成功的經營路線，造就如今的「護國神山」。

「雁行千里」：屬於跨世代台灣人的故事

本書末章，作者借用日本學者赤松要的經濟發展理論[4]，以「雁行千里」比喻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從二十世紀初的紮根期，戰後高通膨的嚴峻挑戰，到逐漸站穩腳步，邁向高成長的道路，甚至能夠反超日本。

今日的台灣經濟成長已經趨緩，作者認為，儘管這是大多數國家的正常現象，台灣經濟仍然面臨著新的挑戰，薪資停滯、匯率控制與低利率，作者在最後兩章淺談這兩項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並提出改革的建議。

回到主題，作者回溯父執輩的一生，認為他們恰好見證台灣從貧窮落後的社會，用半世紀的時間迅速擠身高所得水準國家的經濟奇蹟，這當中有一代代眾人的努力，也存在機遇偶然的及時雨，台灣經濟史不僅是學者研究制度與經濟成長的優良教材，也是屬於跨世代台灣人共有的珍貴故事。

—

[1]「贌社」制度是指由公開競標取得獨占權的贌商（通常為漢人），與原住民部落進行交易的制度，由各社提供鹿脯皮角，贌商販售各種日常用品，而大員商館則對贌商收取權利金（贌金）。

[2]「失蹤婦女」（missing women）由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在1990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出，意指在出生前或成長過程中，由於系統性的醫療、教育等劣勢而未能存活下來的女性。

[3] Freedman, Ronald (1961), “Preface”, 《臺灣省人口統計（中華民國五十年）》, 台灣省政府。

[4]「雁行理論」由赤松要於1935年提出，最初被用於描述後進國家模仿先進國家的發展路徑，追趕經濟發展的過程，後期也被延伸用於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