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
去年來台颳起旋風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書中揭露當今貧富不均持續擴大現象,主張透過徵收全球性財產稅,進行財富再分配,落實世代公平,分配正義無疑是時下青年最關注焦點。 然世界經濟持續整合與變動下,從貨幣、跨國企業到區域整合等面向,國際政治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甚鉅;而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在資本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包括人才、勞務與商品的快速流動,台灣又該如何面對全球化洪流的挑戰?產業轉型必須與國際接軌,財政規劃也須在地轉化。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特邀請前香港中大校長劉遵義、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前財政部長何志欽、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及佛光大學講座教授華而誠等,針對發展與分配如何兼顧議題舉辦講座,就實務層面,聽產官學各領域專家如何解讀。
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14/06/09
活動時間14:00
活動內容
劉遵義:經濟全球化與所得分配不均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有機會來跟大家討論關於經濟全球化下的所得分配問題,我和余紀忠老伯是多年的交情,余先生是位愛國並且高瞻遠矚的長輩,做為晚輩的我對他非常欽佩。
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態勢
我的論述將從兩本書開始:Stiglitz《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和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都記錄了世界各國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持續攀升的態勢。首先,必須認知即使沒有經濟全球化,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依然存在於每一個國家;然而,當製造業等工作機會從高工資地區外移到低工資地區,經濟全球化就必須為所得分配不均的擴大負上部分責任,尤其在經濟發達國家中。過去數十年來,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中,工會議價能力的大大降低也和經濟全球化相關,罷工可能導致更多的進口替代,或更快速地將生產轉移至海外基地。但經濟全球化也使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提高,如亞洲四小龍及最近期的中國。
資訊通訊技術(ICT)的革命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惡化的原因之一,透過通訊技術的運用,扁平化組織漸變成常態,不再需要中階層的管理人,例如許多商業銀行的副總裁職位早已被淘汰,很多工作機會,包括日常文書工作、夜間警衛等,都消失了。
但資訊通訊技術革命及網際網絡的崛起也同時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也是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的破壞」,如Amazon.com取代了美國大多數實體書店,技術變遷也瓦解了許多產業及就業市場。資訊通訊技術革命創造了新技術的需求並激勵創新理念,增加對無形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研發資本在內)的投資,因爲這些投資的回報,受教育/未受教育者、有技能/無技能勞動力之間所得差距的幅度也比以前擴大了。
「收入平等」不能也不應該是經濟決策者的唯一目標,應優先考量整體人民經濟福祉的最優化。一九七八年中國經濟改革前的經驗可供借鏡,當時追求平等的所得分配,卻導致低經濟福祉與低經濟成長率。此外,鑒於每個人能力的差異,藉由累進稅率的適當選擇,可以增加經濟的總產量和整體福祉。所以,從生產最大化的稅務安排角度看,完全平等的所得分配不可能成為最優的選擇。
經濟全球化能提供一些開發中經濟體出口貿易的機會,使許多人能脫貧,尤其是造成東亞經濟早期的高速成長。例如,台灣的人均GDP從一九六五年未達二千美元,增長到二○一四年的二萬四千美元。據估計,中國大陸有五億人民因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而脫貧,其他正在開發中國家也會受惠於經濟全球化。
所得分配不均的成因
然而,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包括成功降低境內貧窮者)持續惡化,部分可歸咎於其境內所得分配及重分配的內在機制。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經濟發達國家包括歐、美、日等的央行,採行量化寬鬆政策,造成人為的極低利率,使資產泡沫火上加油,更加劇其國內的所得差距。另一方面,資本的流動性也使QE影響力遍及全球,亦增加開發中國家的所得差距。
以測量一國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係數觀之(附表一),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瑞典(○‧二五)所得最為平等,墨西哥(○‧四八)最不平等;但俄羅斯(○‧三九七)及中國大陸(○‧三七)兩個一向被認為是所得不均程度高的國家,事實上卻與英(○‧三八)、美(○‧四一一)及日本(○‧三八一)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基尼係數相差不多。雖然各國的所得分配都還有改善空間,但證據顯示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仍屬有效。
表一、各國稅前、稅後的基尼係數對照
首先,所得分配取決於財富分配的基礎上,財富包括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財富愈多的人所得愈高,而人力資本配置則可透過教育投資來改善。第二,可支配所得的分配取決於課稅和轉移支付前的所得分配,及包括社會安全網在內的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第三,所得分配亦取決於個人能力之間的差別,個人能力難以事先認知,亦不可能平等化。最後,所得分配也取決於幸運和機會,一個人可能贏得彩票,但運氣也是不能平等化的,反倒是社會保險的提供,可以減輕壞運氣的負面影響。
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應
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愈高可能導致國家儲蓄率愈高,進而造成較高的投資率,出現更快速的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率。相反地,低所得不均程度可能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並增加總體經濟需求。因此,所得不均程度高低對經濟成長是好是壞,取決於該國或地區是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
容許較高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市場經濟,可能有更大的總體產出,因為能力高者會有誘因增加其產出。然而,高度的所得不均可能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特別是當所得不均源自貪腐或詐欺的不當得利,而非因能力的差異。
高度所得不均也可能透過財富和權力的結盟,集中政治權力於少數人。但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擴大未必一定是壞事,前提是所得不均的擴大是伴隨著每個收入階層實質收入的增加,而非低收入階層實質收入減少造成的所得不均情況。
相較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台灣曾不差
觀察一九六○到二○一○年世界整體經濟的基尼係數(圖一),八○年代以前,所得不均的程度相當穩定,但在世紀交替前,卻持續攀升至歷史高點,爾後雖下降,卻仍停留在歷史上的相對高水平。但雖然普遍認為全球所得不均程度在持續上升(尤其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它卻是在下降的。
圖一、全球所得不均狀況(from Peter S. Larson)
然而,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和個別國家狀況的關係是複雜的,可能全球所得分配不均改善,但個別國家所得分配不均惡化;也可能出現全球所得分配不均惡化,但更多的民眾脫貧;也可能出現個別經濟體所有收入階層的所得皆有增加,但該經濟體整體所得分配狀況卻惡化的情況。
相較於其他經濟發達國家,台灣的所得分配情況是不差的,基尼係數在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期(六○至八○年代初期)是在下降的,平均落在○‧二六至○‧二九,這歸功於當時政府的扶貧政策,除了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還包括大量投資於基礎教育─即人力資本的效果。
圖二、歷年台灣稅後所得不平等狀況
經濟全球化及其近期的加速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有加速趨勢。正如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一書所言,經濟全球化遍及世界各個角落。雖然發生一九九七年東亞貨幣危機、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和二○一○年歐債風暴,國際貿易和投資流量在過去25年卻呈前所未見的成長。
一九九○到二○一三年,全球貿易總值平均每年成長七‧五%。在此成長率下,全球貿易每十年增長一倍。全球貿易的年成長率,比全球GDP的同期年成長率(約為二‧七%)還高二‧五到三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也顯著地成長,二○一三年全球直接對外淨投資約五千億美元,相較於全球GDP的一百兆美元。中國大陸是二○一三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接受國,美國僅居第二。
通訊與運輸成本的降低也加速經濟全球化,透過減低監督及控制成本,促進公司間和公司內部的合作與分工,進而降低外包的交易成本。這也使生產過程分割變得可能,產品製程可交由不同承包商或轉包商分工,不受地理環境限制,選擇最佳及最低成本方案。另外包括旅遊、金融等服務業貿易量激增,網路或光纖通訊網將過去無法輸出或輸入的服務貿易(如軟體創造、資訊處理和後台)變成可能,如印度軟體公司Infosys輸出軟體服務到世界各地,教育和醫療服務亦可透過網路遠端傳遞,包括物流等海空運成本也降低,而英語作為商業溝通媒介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
當中、印、俄及東歐等國家陸續加入全球市場,作為出口供應者和進口需求者,促使全球貿易量大幅增長,而各種經濟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如WTO、NAFTA、ASEAN等,透過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除了自由貿易協定外,另一趨勢為將地理上分散的生產整合於單一地區(如在歐盟內部),這也增加了國際貿易量;避免供應中斷的風險也促進經濟全球化,因爲日本和台灣發生地震的經驗,日、台企業的客戶認為有必要要求供應商將其生産分散在不同區域,以降低供應中斷的風險。
因為障礙排除和誘因的提供,外國直接投資在WTO制度安排下,除流量上升之外,國民待遇也日益成為標準。外國直接投資經常跟隨貿易流向,以確保原料和自然資源的長期供應,而貿易也隨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例如子公司的產品被賣回本國,世界貿易很大一部分是由同產業內和同企業內貿易所構成。此外,外國直接投資也可能被提供跨境服務的慾望所驅使,如Fe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