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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面臨 系統性風險 考驗

編按:全球化帶給了世界系統性的整合,如商業貿易及物流便利、金融跨境交流科技化、一日跨國觀光也不再遙不可及,加上物聯網時代來臨,全球化串起國與國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生活上的距離,相對的當有問題發生時,也會連動全球國家與人民的脈動,帶來不可避免的風險,就像新冠肺炎帶來了系統性的影響,從生產到供給、從觀光到經濟、從運輸到政治等,無一層面能不受到疫情影響。

混沌理論之父愛德華•洛倫茨(Edward Lorenz)曾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就可能在得克薩斯州引發一場龍卷風。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程度和複雜性不斷增加,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它也會面臨「蝴蝶缺陷」。

具有樞紐地位的大型機場,是全球化好處的「超級傳播者」,也是全球化壞處的「超級傳播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顯示出危機如何在一夜之間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市場的。網絡病毒的快速傳播亦是如此。

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央行開始滅火,提供貨幣寬鬆政策,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資金短缺。如今,利用寬鬆政策提振市場的作用大不如從前,例如美聯儲(Federal Reserve)於周二(3/3)降息50個基點。

這是因為市場仍充斥著過剩的資金流動性。由於利率處於創紀錄低位,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很小。另一個原因是,連續降息所能引起的反應越來越弱,從日本、歐洲和美國低迷的經濟增長率可見一般。財政政策方面本可以出台更多措施,但現在採取這類措施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導致通脹,因為此次疫情爆發期間,由於工人被隔離、工廠關停以及供應鏈中斷,滿足現有需求將變得更加困難。

各國金融當局尋求防止上次的危機重演,但他們所關注的重點顯得僵化過時,結果就是不能形成足夠的韌性來應對大流行病這樣的新威脅。

例如,監管政策大體上忽視了金融業集中分布在少數幾處地點的風險。同一行的機構把總部都設在相同地段的大廈內。結果是,當大流行病或其他事件導致華爾街閉市(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和9/11事件就險些導致這種局面)或倫敦金融城關閉時,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會成倍放大。

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自滿與面對大流行病的準備不足,二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間利潤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其他短暫性的危機,催生了一種危險的信心,即認為再次發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風險已經消除。結果是新的系統性風險不斷上升。

在健康衛生方面,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以及在防止災難性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多達5000萬人死亡,有效的預防重演,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是,世界如今已變得更加相互依存。中國貢獻了全球產出的近五分之一,而且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遊客每年花費超過2600億美元。

全球化以及各國境內、跨境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旅遊的激增,讓數十億人擺脫了貧困,但也利於傳染性疾病的傳播。作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中心地,武漢是典型的中國中型城市,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很多。30年間,武漢人口從200萬增長至逾1100萬,人均收入也大幅增加。與其他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一樣,這裡衛生狀況欠佳,監管法規執行不到位,再加上動物畜養在離人們住所很近的地方,包括在機場附近,一種病毒能夠在36小時內從機場傳播到任何地方。

隨著威脅升級,各國政府正在甩開國際體系。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應該提供世界衛生組織(WHO)極需資源和權威。同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正值各國公共衛生系統承受巨大壓力之際,緊縮政策和私有化削弱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能力。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還受制於醫務人員長期短缺,而不當的移民政策加劇了這一問題。

與其他全球性風險不同的是,大流行病可能發源於任何地方。面對金融體系、氣候變化、抗生素耐藥性造成的威脅或存在於網絡空間的威脅,少數國家行動起來就可以降低風險。但應對大流行病不行,因為在所有地方透過監測和干預,將疫情隔離的能力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全球需要共同努力進行疫苗研發。共享信息和資源也必不可少。

高牆阻擋不了大流行病或者任何全球性威脅。我們各個一體化的複雜體系有多堅固,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大流行病對世界經濟和我們的生命構成最嚴峻的威脅。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資源。我們合作的意願正受到考驗,形勢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引用來源: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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