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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生平

簡介

余紀忠先生生於民國肇建之初,親歷列強侵陵、國脈如縷,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年代,四歲失怙,由母親扶養成人,中學時代就有很強烈的民族思想。民國十七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就讀後,開始接觸三民主義,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博大精深的理論與崇高理想的啟發與感動。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松滬事變爆發,先生激起義憤,隨軍赴吳淞抗日,戰事後返回故鄉常州。深感知識救國之重要,民國二十三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求學。國民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先生立即間關返國,投身軍旅共赴國難,為國家奉獻。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在台灣創辦「徵信新聞」,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正式改名為「中國時報」。余先生秉持「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信念,在「政治民主」上的倡議從不顧忌退卻,在「民族認同」的堅持上從未猶豫不決,希望國家在穩定中求進步,每每在關鍵歷史變局中挺身力主「穩定大局」。而在他實際掌舵的半個世紀中,面對台灣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包括創刊之初,也正是政府遷台之際,國家需要穩定的重心,因而中國時報在言論立論上強調維護國家安定鞏固領導中心以抗拒面臨之危局。惟儘管那是一個生存重於一切的年代,余先生仍不忘挺身力爭新聞自由,留下足徵的歷史紀錄。

直至台灣局勢進入轉危為安的第二階段,時報乃轉而致力民主政治的催生。最具體的事例包括在那個軍情勢力高張的年代,著名政論家陶百川先生因為倡議言論自由保障遭到圍剿打壓,中國時報即在新聞封鎖壓力下斷然將此訊息予以披露,並發表社論聲援。也包括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時,余先生考慮此一事件關係台灣民主前途至鉅,乃不顧重重壓力獨家予以報導。更包括於同年底藉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到訪之機,強調台灣唯有提高民主憲政之實施,始足以確保生存之根本,從而促成蔣經國總統隨後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與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政策。

台灣第三個階段的轉折則在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病逝後,政局陷於不安之際,余先生除力主鞏固領導中心,團結族群,共維大局,也率先主張落實直接民權,應採行總統直接民選,以加強總統民意支持之基礎。惟針對修憲改革,則強調「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修憲不能造就強人,修憲不能助長金權政治,修憲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同時,針對恢復交流的兩岸關係,更明確指出此一問題直接關係著中華民族的興衰起落,關係著東亞的戰爭與和平,更關係著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福祉,因此有賴領導人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大決大斷承擔責任,開創和平雙贏的新局。

綜觀余先生的一生,正是一個時代、一個世代的縮影,余先生的前半生投筆從戎,參與了中國現代史的一頁篇章,後半生獻身報業經營,同樣為新聞史留下不朽的經典與功業,對台灣當代民主自由的實踐,余先生更留下了重要遺產與貢獻,作為歷史的人物,在當代的史冊上,余先生已留下了他的身影與位置。

2010年是中國時報媒體集團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百歲冥誕,八年歲月匆匆過,八年來台灣始終陷入紛擾內耗的輪迴中無以自拔,對應於余先生一向主張與履踐的「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以及憂國憂時的情懷,無疑更令人留下深深的去思!
從一九五○年在台灣創辦「徵信新聞」,並於一九六八年正式改名為「中國時報」,余先生秉持辦報理念,在「政治民主」上的倡議從不顧忌退卻,在「民族認同」的堅持上從未猶豫不決,在關鍵歷史變局中,更經常挺身力主「穩定大局」。而在他實際掌舵的半個世紀中,面對台灣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包括創刊之初,也正是政府遷台之際,國家需要穩定的重心,因而中國時報在言論立論上強調維護國家安定鞏固領導中心以抗拒面臨之危局。惟儘管那是一個生存重於一切的年代,余先生仍不忘挺身力爭新聞自由,留下足徵的歷史紀錄。

媒體做為社會公器,除了關注歷史轉折中的國家命運走向外,舉凡對社會公與義的提倡與追求,對環境生態的關注與與投入,對文化藝術的倡導與支持,報人余紀忠先生更是無時或忘,始終扮演推動者的角色。也正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在余先生百齡冥誕屆臨之際,承蒙新象基金會許博允伉儷、雲門舞團林懷民的熱心倡議下,得到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及附設合唱團,以及國樂家王正平,書法家董陽孜等藝文團體與人士,無私無償的義務參與,成就「歷史的傳唱」能夠於今晚在國家戲劇院演出。我們除了對參與籌劃與演出的藝文朋友之情誼至為銘感,更相信這場藝文饗宴不只在紀念余紀忠先生的百年誕辰,更意味著報人余先生畢生的信念秉持與摸索追求,在新的世代仍能繼續的傳唱發揚,一起譜出屬於斯土斯民最璀璨的生命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