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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賭場”需要謹慎“駕駛”

馬丁•沃爾夫
上個月輪到華沙舉辦一屆令人失望的氣候變化大會了。過去的二十年,很多其他城市也“有幸”舉辦過這樣的會議。此次大會,195個國家勉為其難地同意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而不是做出更加強有力的“承諾”。目標仍然是在2015年巴黎會議上達成一項有力的協定。成功的幾率幾乎可以忽略。這是經驗之談。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上個月輪到華沙舉辦一屆令人失望的氣候變化大會了。過去的二十年,很多其他城市也“有幸”舉辦過這樣的會議。此次大會,195個國家勉為其難地同意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而不是做出更加強有力的“承諾”。目標仍然是在2015年巴黎會議上達成一項有力的協定。成功的幾率幾乎可以忽略。這是經驗之談。

這之所以令人沮喪,是因為如果能夠快速、有效而又一致地行動,世界或許可以以有限的代價,消除災難性後果的風險。耶魯大學(Yale)老牌氣候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其新書《氣候賭場》(The Climate Casino)中指出,如果採取正確的行動,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2攝氏度內的成本將是全球總產值的1.5%。這只是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量。但如果排放量占一半的國家不參與,緩解氣候變暖的成本就會高得多: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2攝氏度內甚至是不可能的(參見圖表)。

諾德豪斯教授在這場爭論中只發出了溫和的聲音,他解釋了為什麼世界應該接受採取行動的成本。溫室效應是一門基礎學問。排放一直在快速增加。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目前已經超過400ppm,比工業革命之前高50%,也遠高於過去100萬年的水準。過去的150年,全球氣溫一直在上升。近年來的高溫狀態並不罕見。除了人類活動之外,氣候科學家無法為氣溫上升找到別的解釋。

懷疑論者似乎是在說,不確定性意味著正確的做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在霧天的道路上,有多少別的車在行駛、它們的速度多快都非常不確定。但就是這種“不知情”讓謹慎駕駛變得非常重要。氣候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考慮到氣候系統的不確定性,最明智的做法當然就是謹慎“駕駛”。

關於這種不確定性,有一點特別重要:臨界點。我們都知道,過去地球氣候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一種可能、甚至是很可能的情況是,某種我們沒有充分理解的過程可能將這個世界帶到另一個或許不可逆轉的狀態:大冰原的坍塌就是這樣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是海洋環流的巨大變化;還有一種可能是氣候變暖的正回饋過程。此外,雖然人類可能希望控制這類事件的經濟影響,但它們對於海洋或者是大規模滅絕的影響,人類卻沒打算控制。

如果不對最糟糕的結果加以防範,在“氣候賭場”中玩就是不明智的。一些人對地質工程提供的可能性感到激動,但這又增加了一場賭局。更加明智的做法顯然是限制溫室氣體的過度積累,前提是這樣做的成本不會高到離譜。

碳排放是一種消極的全球外部效應。我們不清楚這種外部效應的成本是多少,但我們非常確信一定大於零。外部效應不會自我解決。在沒有有效的個人財產權的情況下,它們需要政府行動,在氣候問題上也就是將近200個國家政府的行動。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所有國家就碳排放價格達成協議。然後每一個國家都會徵稅:諾德豪斯教授建議價格應該是每噸碳25美元。征得的稅收由本國保留。協商只能是圍繞價格。與此同時,高收入國家將專注於相關新技術的研發,並確保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能夠以低成本獲得最佳的技術。他們為什麼應該這麼做呢?答案是:低碳的大氣環境符合全球公共利益。

現在來看,根本無法以樂觀的態度去期待這樣的事會發生。部分原因是,這必須簽署長期的全球性協定。這又進一步提出了代內和代際平等的難題。但相關努力可能失敗還因為,懷疑論者(成功)在知識界攪局,以及相關利益集團做出可以理解的抵抗。一些行業,包括電力行業和能源密集行業,將發出抱怨。但這些抱怨必須放在大局中來看。十年來,政治力量強大的美國煤炭業失去的就業崗位可能達到4萬個。但與2008年來美國就業市場的情況相比,這個數位很小。

除此之外,普通民眾擔憂,如果不能免費向大氣中排放碳,他們的境況就會更差,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同樣清楚的事實是,低碳能源供應依然比較昂貴,一些技術還沒有在有意義的規模上得到證實。此外,如果採取大的舉措就必須提高脫碳率。這不會是自發的,它需要推動。

提高碳排放價格,加上支持基礎研究,應該能夠產生這樣的推動力。幸運的是,證據表明目前家庭和公司還沒有做到優化能源使用,要麼是因為無知,要麼是因為惰性。因此,碳排放價格的提高和嚴格的監管,甚至可能帶來一些可口的免費午餐:碳排放降低而不損失經濟產出。

假設,不論怎樣陳述利害,都不可能達成一項有意義的全球協定。那麼任何國家或者國家群體自己採取果斷行動有意義嗎?如果目標是應對氣候變化,答案是:除非採取行動的是中國或者美國,否則絕對沒有意義。實際上,即使是中國和美國也不夠,因為它們加起來也只占全球排放的五分之二多一點。但或許,一個國家可以對以下觀點做出驗證:降低排放的同時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確實是可能的。一些人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做到這一點的國家甚至可能在一些相關的新領域成為重要“領頭羊”。

不管怎麼說,一些國家必須去嘗試,否則每個國家都退縮,達成有效協定的努力就會失敗。那樣的話我們就只能賭:不會出現任何壞的和不可逆的後果。或許我們能走運。萬一不,我們的後代會怎麼想呢?

譯者/王慧玲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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