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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為“全球化”正名了

艾默特:如今的民主國家亟需向世人證明衰落論者是錯誤的。要做到這一點,它們需要讓開放與平等重新和諧共處。

《經濟學人》前主編 比爾•艾默特  譯者/何黎

100年前,偉大的民粹主義造反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即列寧)在安逸的蘇黎世策劃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抽時間寫了一本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小冊子,解釋為什麽革命已“箭在弦上”。如果列寧的現代繼任者(雖然政治上對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Twitter上進行效法的話,他或許會用“全球主義”取代帝國主義,再加上“糟糕,惡心!建起這道牆!(BAD, SICK! BUILD THAT WALL!)”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一定會表示贊同。

然而,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世紀前的另一位作家,他看著特朗普和勒龐,要求出版商為自己的兩捲本史詩巨著《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發行一個新版本。奧斯瓦爾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看到的西方還沒有如今為我們界定西方的北約(Nato)、美日同盟和歐盟(EU),他眼中的西方是一個正在走向歷史垃圾桶的歐美文明——即便以最冷靜的眼光來看,特朗普政府執政初期的表現如今似乎也在證實這一判斷。

因為這是我們時代最大的問題:事關在2001年以來的外交事務領域、2008年以來的經濟事務領域目睹如此多的失敗之後,全球最富裕、最成功的國家(如西方國家)如今是否已無法阻擋地開始走下坡路,而這種衰落很可能因不斷崛起的民粹主義反叛者而加速。或者,換一種更動聽的方式說,問題在於,歷史能否證明2017年的特朗普們和勒龐們犯了與一個世紀前的列寧和斯彭格勒一樣的錯誤。

當然,“全球化”一詞處於這個問題的核心。全球化是民粹主義者抱怨的主要對象;全球化一詞已開始象徵一個新的怪物、一套超越國家控制的貪婪的權力、將環境塑造得符合遠方外國人利益的經濟力量。換句話說,全球化已變成一種新型帝國主義,通過(列寧及很多反全球化主義者口中的)“金融資本”剝削機製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無力感。

在自己的經商生涯中受益於金融資本的特朗普總統,未必會贊同這種說法。要不然,為什麽他的新內閣里擠滿了億萬富翁?也不必指望特朗普會贊同世界處於資本主義的最後(或最高)階段。他八成想要讓資本主義再次變得偉大。但他會贊同,全球化是他的敵人,他還有個古怪的觀點,認為外國是導致美國苦難的帝國主義者,而大多數非美國的反全球化主義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沒有什麽比這更具諷刺意味了:西方發明瞭我們今天所稱的全球化,而西方的中心——美國卻在妖魔化自己的發明。

這一切都反映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給出的一項偉大的寫作建議:能用短詞的時候就別用長詞。“全球化”一詞的創造者需要負很大的責任。如果他(或她)當初聽從了奧威爾的建議,用了“開放”(openness)一詞,我們或許已經迅速得多地搞明白了。

因為全球化一詞存在容易招民粹主義者憎惡的怪異之處,那就是:全球化意味著努力讓一切都變成全球性的,意味著謀求一種超越國家的世界性。然而,雖然一些企業或許會將全球化納入自己的戰略規劃——記得“著眼全球、腳踏實地”(think global, act local)的口號吧——但準確地說,並沒有什麽公共政策要將什麽東西變得“全球化”。美國、日本、中國、英國、德國,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將全球化確立為行動目標——只除了英國,可笑的是,如今倒是英國要退出歐盟了。

正確的理解是,全球化只是一種結果,而非目標。全球化是將開放視為優點的種種政策的結果,包括對貿易、思想、資本、文化的相互影響以及移民(如今被很多人視為最敏感的問題)的開放。

二戰後初期,當貿易自由化和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存在於美國和西歐時,這基本上只是一個跨大西洋關系的問題,盡管作家出身的法國政治家讓-雅克•塞爾旺-施賴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提醒人們警惕“美國的挑戰”(Le Défi Américain)——當時美國的跨國公司事實上更善於利用新興的泛歐洲市場。接著,這種跨大西洋關系接納了那個時代的經濟奇跡——日本,隨著日本對外積累起越來越大的順差,隨後在上世紀80年代《新聞周刊》(Newsweek)將索尼(Sony)收購哥倫比亞影業公司(Columbia Pictures)形容為日本“買下了美國的部分靈魂”,日本很快被貼上了“不公平”貿易國的標簽。

只是在中國以日本為榜樣向自由貿易和外國投資開放本國經濟之後,全球化一詞才大行其道。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實行開放,而信息技術使交流更便宜、更快捷,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進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站了出來,在他2005年出版的書中宣稱“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於球型的地球來說,這樣說是不正常的,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他的言下之意,除了約10億仍然貧窮的印度人,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顯然崎嶇不平。

誰會反對一個無國界的世界——無論是球型的還是平的?約翰•列儂(John Lennon)曾唱到,我們應該把它想象成一種我們應嚮往的天堂。瑞安航空(Ryanair)一直在將全球更多地區納入一般收入人群可以去得起的範圍之內。互聯網和衛星技術使整個世界更加真實可見——幾乎觸手可及。

但現在我們的處境是,全球化開始出現某種倒退,過去70年間為維持和平、促進開放而建立的大量西方機構——世界貿易組織(WTO)、歐盟(EU)、北約(Nato)、各種聯合國(UN)機構——正在受到攻擊。當時局艱難時,指責外國人(全球化的貪婪力量)自然成為誘人選項。局勢會如何發展,我們不得而知。但如果想讓局勢可能往好的方向發展,最好對我們的問題做出恰當的診斷。

這就是(按奧威爾的方式)短詞“開放”優於長詞“全球化”的原因。但僅靠開放肯定不行。因為,雖然在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史上,開放是一個必要條件,它並非充分條件。實際上,“開放”需要當代意義上的“平等”一詞與它並肩作戰。

開放的優點是,它可以帶來各種變化:更優秀的思想、更佳的做事方式、更好的商品或服務。科普作家(現為上議院保守黨成員)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自己2010年的著作《理性樂觀派》(The Rational Optimist)中寫道,“當不同的思想‘交配’時”,就會出現進步和繁榮。在一個被優步(Uber)困擾的時代,這被稱為“顛覆”,但這根本不是什麽新鮮事。

改變的問題其實就是它帶來了顛覆,有些人在其中感覺成了贏家,其他一些人感覺成了輸家。因此,最成功地吸收甚至擁抱變革的社會,是那些讓廣大市民對如下問題擁有一定發言權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麽事情以及需要共同採取何種努力來應對其後果。

如今,隨著平等的政治權利擴展到所有成年人,我們稱這為民主,但同樣的原則早已在社會中應用。開放社會——如18世紀擁有相對自由流動的精英且思想得到廣泛交流的英國和荷蘭——從前就比封閉社會更加繁榮。從長期來看,演進式成功的秘訣在於,在開放與各種形式的平等之間實現平衡,平等有助於建立社會信任、安穩民心。

那麽,為什麽出了問題?第一種回答是,出問題是很常見的。真正的問題是,跌倒的社會是否還能站起來;它們能否還保持著一邊重建社會信任、一邊演進的能力。1975年,致力於在美國、西歐、日本之間推動對話的民間組織——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發布了一份名為《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報告。報告援引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1974年辭去西德總理前不久說的話:“西歐民主只剩二三十年的時間;在那之後,他將衰落,失去動力,失去方向,陷入獨裁統治汪洋大海的包圍,無論是共產黨政治局的獨裁統治、還是軍政府的獨裁統治,都不會有太大區別。”

這預言不是太準確,因為在同一時期,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都以民主取代了獨裁者,但多個歐洲國家出現的恐怖主義和無序、勃蘭特自己的辦公室里發現一名東德間諜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機後所有西方國家都陷入經濟危機,無疑堅定了他的想法。

然而,第二種回答是我們再次把事情搞砸了。我們以一種極為引人註目的方式(或許是註定的)把事情搞砸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們稱之為全球金融危機,但實際上是美國和歐洲的危機。當然,此次危機反映了嚴重的政策錯誤,但也反映了金融業掌握的不平等的政治權力。那場危機距今已過去近10年,但影響依然還在,反映在家庭收入如今還沒有超過(通常低於)2007年的水平。關鍵是,這種影響還反映在人們的這種感覺中:銀行家和其他寡頭享有的不平等的支配力基本上毫發無損。

當今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至2008年之前很久,比如,隨著技術顛覆勞動力市場,人口結構加重了醫療和養老金方面的公共財政負擔。但2008年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整個體制的信心。它削弱或(在某些情況下)摧毀了他們的信念,即最終會找到演進的解決方案。

平等的感覺已遭嚴重破壞——不僅在收入方面,而且在政治發言權方面。對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開放已被證明不僅威脅經濟體,而且容易腐蝕民主國家。社會信任已被侵蝕。

像一個世紀前列寧做得那樣,特朗普一直在感知政治風向,並利用其力量進入權力中樞。特朗普、勒龐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在很多事情上是對的:他們不應被忽視。危險的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些方案有可能導致社會封閉,導致更少的思想“交配”,破壞民主演進的重要能力。

如今,所有這些民主國家都肩負著如下責任:向世人證明,像40年前的勃蘭特那樣,衰落論者是錯誤的。要做到這一點,它們需要讓開放與平等重新和諧共處。這是可以做到的。問題在於是否有人做。

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的新書《西方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West)將由Economist Books於今年4月在英國出版,5月在美國出版。

引用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