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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西方分裂與世界失序

編按:高收入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意志和權力的產物。如今,美國卻在拋棄支撐這一理念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念。

文/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譯者/申凱

我們已經來到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經濟時代和冷戰後「單極時刻」地緣政治時代的終點。這正是我一年前說過的。問題在於,這個世界將經歷美國打造的二戰後自由秩序的瓦解,從而進入去全球化和衝突時代,還是走向一個合作復興的時代。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美國總統一年後,我們應該回顧這一問題。簡單地說,瓦解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過去一年的經歷突顯了特朗普總統任期的特性。他每天的所作所為都與世界對美國總統行為和態度的預期格格不入。但是,為個人利益利用職權、漠視真相以及攻擊一個法治國家的制度,都是人們早該預料到的。只有參與者認可其他參與者的合法性時,自由民主制度才會存續。一位號召手下官員起訴昔日反對者的領導人是一名準獨裁者,而非民主主義者。

特性是一回事;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的主政方式主要還是一名傳統的共和黨「富豪民粹主義者」——一邊向富豪輸送政策,一邊向憤怒的基礎選民發表迎合言論。然而,在他對美國的聯盟體系一貫唯利是圖的態度以及狹隘的重商主義貿易論中,他的特性還有待觀察。

特朗普擔任總統削弱了自由民主(建立在中立法治之上的民主)大業。在東歐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俄羅斯「全民公決式獨裁」(被委婉地稱為「非自由民主」)風格吸引了崇拜者,鼓勵着效仿者。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圍繞總統權力的公投中以微弱優勢獲勝,使土耳其朝着這一方向更進一步。

然而,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迄今並未在歐盟內部吸引效仿者。在法國,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遏制了民粹主義和排外浪潮。但德國大選削弱了該國呼應馬克龍的能力,而即將到來的意大利大選可能會證明不僅對意大利、而且對整個歐元區都具有破壞性。

可以說,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發展發生在中國。在那裡,習近平顯然已確立了其對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並鞏固了黨對國家、國家對人民的最高權威。他已成為全世界政治強人中最強的那一個——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的領導人。

2017年,獨裁政權還在崛起。「民主衰退」仍在繼續。

與此同時,全球合作又發生了什麼?在這方面,我們也目睹了意義重大的變化。其中之一,是特朗普決定退出美國盟友們(尤其是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打造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另一變化是特朗普政府決定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另一面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為扛起全球化大旗頻頻發聲。總體而言,反對合作的勢力和反對民主的勢力去年都得到了加強。當世界的領導國家出現一位將衝突視為常態的總統時,出現這種局面不足為奇。

這些形勢發展必須放在更長期的趨勢下審視。最重要的是,如今高收入國家雖然仍非常強大,但地位正處於相對衰落之中。與美國相比,中國的軍費開支正急劇攀升,儘管仍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自本世紀開端以來,高收入國家在世界產出中的份額按市場價格算下降了約20個百分點,在世界商品貿易中所佔份額下降了17個百分點(見圖表)。

如下是上述形勢發展的影響:

首先,這些政治發展造成了西方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一致實體的分裂。高收入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意志和權力的產物。這一權力的中心如今卻在拋棄支撐這一理念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念。這幾乎會改變一切。

其次,現代西方民主和自由全球市場的理想已經喪失了威望和吸引力——不僅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自身也是如此。雖然目前還沒有其他替代性經濟體系佔據上風,但仇外的民粹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往往是同一類人)的吸引力已經上升。

第三,管理世界經濟、全球公域(特別是氣候)和安全問題需要高收入國家與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之間的合作。領先的高收入國家作主導的舊時代已經結束。但在如此迥異的國家之間尋求合作極為困難。

最後,正如哈佛大學(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中所言,美中之間的的確確存在爆發衝突的風險。樂觀主義者會(合理地)辯稱,經濟相互依賴與核武器使戰爭行為變得十分愚蠢。悲觀主義者將回應說,人類擁有在犯錯中走向災難的巨大能力。或許,特朗普身邊的將軍們將無法控制他不亂作為。或許,他們甚至會對朝鮮發動毀滅性戰爭。

如果說2017年突出了種種地緣政治壓力,那它同時也見證了全球經濟的健康復蘇。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關聯?那將是我下周專欄的主題。

引用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