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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衛‧哈維中國演講

編按:著名地理學者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日前在中國大陸南京大學進行演說,這場演說他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梳理,其中主要提出三點:首先,從中國大陸的城市化工程來談資本主義的展現;其次,進一步在當前世界局勢對"資本"的概念與內涵進行闡述與整理,並提到"螺旋失控"的危機;最後,則提到新科技因素下,資本主義呈現的走勢,而我們又應該如何重新看待這個世界。面對變化中世界,我們持續產生新的觀點與方法來應對。

端傳媒編按:2016年6月,著名地理學者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應邀到訪中國,於6月7日到6月16日間在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地演講。北京大學文化研究博士林品將原先刊在澎湃新聞的哈維講演摘要增補修訂,授權端傳媒編輯轉載。文分三篇,首篇討論中國城市化與資本擴張,次篇聚焦於資本主義核心邏輯,第三篇討論共享經濟與新的社會運動想象。

文/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林品(文化研究學者,現居北京)、戴娜美對本文亦有貢獻

哈維中國演講 I: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

今年80歲的大衛·哈維是紐約城市大學教授,以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間地理研究相結合而聞名全球。他曾經著有《新自由主義簡史》、《巴黎,現代性之都》與《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等著作,深入分析了當今世界所面對的經濟不平等、空間不平等和社會正義問題。哈維本人會如何評價當今的中國?這次的系列講座,正好回答這個問題。

哈維的中國行,頗似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他說自己正好有閒暇,就動身出發,來看看變化巨大的中國。十多天的中國之行,也沒有周詳安排。儘管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已經把中國作為重要的分析案例,這卻是他第一次到訪中國北方。他和出租車司機攀談,了解農民失地情況,打聽城市規劃興建新城區的模式,更對山東煙台出產的「張裕」紅葡萄酒情有獨鐘。

這樣的行程,讓哈維得以看到中國社會的諸多有趣之處。不過他認為,雖然世界各地看起來很不同,我們依然能觀察到基本的共同點和結構──例如全球資本主義對鄉村和城市的普遍影響。他說,應把中國經驗放在這樣的普遍視角下觀察。

中國城市化的背景與隱憂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近年來,城市建設已經超過對外貿易,成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嚴重剝奪美國中產階級,也相繼影響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的經濟體。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也陷入困境,引發大規模失業。據統計,2008年至2009年間,中國的出口部門大約損失了近3000萬個工作。

面對這場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將「生產性消費」作為解決方案,動用閒置資本和勞動力,展開大規模基礎建設。高鐵、房地產等領域也獲得驚人的資金,推動又一輪大規模城市化進程。哈維認為:「這不僅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是一股強勁的刺激,也對全球資本主義產生了廣泛影響,那些為中國建設提供材料或技術的國家,經濟都得以迅速復甦。」

然而,由此造成的社會問題——如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剝奪農村土地和農民工勞動力、滋長投機資本、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都意味着「中國模式」的發展路徑,存在不容忽視的隱患和障礙。中國的經濟增長還能持續多久?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哈維說,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通過重建巴黎來解決失業;二戰後,美國通過冷戰的軍備競賽和大規模郊區城市化(suburbanisation)消化過剩產能。中國如今在做類似事情,但規模要比當年的法國和美國更大。例如,中國在2011年到2013年這三年間消耗水泥65億5100萬噸,這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一百年的時間裏消耗的(44億500萬噸)還多。

他進而警告,無論是19世紀的巴黎改造,還是20世紀中葉的美國建設,最終都造成不良後果。而今日中國通過大量舉債來融資基礎建設,導致其債務和GDP比也已位居全球最前列。如何處理這些債務,成了嚴峻問題。好在,中國目前的債務主要是人民幣內債,而非美元、歐元的外債,這值得慶幸。若非如此,中國有可能落入希臘那樣的破產境地。

中國資本擴張的「空間修復」機制

哈維也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

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他以19世紀英國與阿根廷間的關係,闡述今日中國的角色。當時,英國貸款給阿根廷供後者修建鐵路;作為條件,阿根廷必須購買英國的鋼鐵和火車,以消化英國的過剩產能。而在今天,中國貸款給厄瓜多爾供其建設大型發電廠;前提是,厄瓜多爾必須要使用中國產的水泥,僱傭中國工人,以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

於是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哈維中國演講 II:資本主義「螺旋失控」的麻煩

哈維在中國的三場演講中,對當前中國城市化與對外資本擴張提出針貶。他強調,這些批判不是針對中國,而是針對藴含着深刻矛盾的當代資本主義。作為嚴肅的馬克思研究者,哈維對資本和空間問題的批判,建基於馬克思《資本論》的洞見。

哈維對資本的理解頗為「原教旨」。他明言,像法國社會理論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樣,把「資本」的概念無限延伸,提出諸如「文化資本」一類概念,是擴充過度。他問中國大學生:你們讀大學得到「人力資本」,是否能夠使自己脱離勞動?假如沒有,那就不能稱之為資本。

在哈維的理解中,「資本」是「處於運動之中的價值」,它本身要帶有運動和增殖的屬性。真正的資本,應該是「躺着就能夠賺錢的」,好像天生帶有增殖屬性的東西──「You can just lie there !」

資本運動的四個階段

資本運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生產」。貨幣會轉化成生產所需素材(means of production,或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勞動力作用於素材,會產生商品,而投入商品創造中的人類勞動,就凝結成商品的價值。這是《資本論》第一卷主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階段是「價值的實現過程」。通過商品銷售,價值轉化成貨幣,有很多方式可以實現這種轉變。《資本論》第二卷考察了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問題:如果人們對商品沒有慾望和需求,或沒有足夠的貨幣來購買商品,那麼,商品就沒有辦法實現價值。所以,價值既取決於生產,也取決於實現。

哈維強調,我們必須要理解價值生產與實現的對立統一關係,才能真正地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因而,對價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據《資本論》的第二卷。然而,這卷讀者寥寥。「很多馬克思主義者不閲讀第二卷。因為那是一部讀起來比較乏味無趣的著作,但麻煩在於,如果你不認真地理解《資本論》第二卷,就無法真正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第三個階段是「分配過程」。在市場上所實現的貨幣,會通過多種政治權力結構進行分配,有些轉化成工人的工資,有些會轉化成老闆的利潤,有些會轉變成地主的地租,有些會轉變成金融家的利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討論這些問題。「第三卷很艱澀,因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寫得比較雜亂。」

哈維指出,關於分配,馬克思有一個未探討的環節──税收。馬克思沒有討論價值如何通過税收形式,進入到國家領域。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資本分析中一個重大缺失。

既然貨幣流入不同人群,重要的問題便是:這些人如何使用這些貨幣?遭受壓榨的拮据工人,主要將工資用於可維持生計的商品;利潤豐厚的富裕商人不僅購買必需品,還購買奢侈品;剩下的貨幣會持續不斷流動,進而投入到再生產的過程。在這裏,銀行家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剩餘貨幣集中起來,通過不同渠道將其投放到再生產的領域。這就是資本運動的第四個階段,也就是一般人看來實現「價值增殖」的「錢生錢」過程。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資本運動的螺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事實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脱胎於黑格爾的哲學,黑格爾區分了「善的無限性」(the good infinity)和「惡的無限性」(the bad infinity)。前者是某種像圓周一樣的無限性,可以無限循環下去而不會發生失控;「惡的無限性」則是那種會導致「螺旋失控」的無限性。

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

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當前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就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但這會導致一個難題:在這樣的貨幣供應條件下,如何完成價值增殖?

在哈維看來,這種積累過程疊加在複式增長(compound growth,指不斷加速將收回的本金和新增的利潤循環投入擴大再生產)的系統,這造就了指數式增長的曲線。在18世紀、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當商品生產的規模還比較小的時候,複式增長沒有產生嚴重的問題;但從1970年代開始,複式增長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

利潤驅動的競爭性資本追求持續不斷的加速運動,而生產的加速迫使價值實現也隨之加速。因而,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在消費市場,創造出對於商品的需求和慾望,驅使消費者疲於奔命,更新換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而在空間上,資本持續不斷通過對內破壞性重建,和對外的資本擴張,將自身積累的危機與階級矛盾,予以轉嫁。

螺旋上升系統的內在矛盾

這個螺旋式上升的系統充滿內在矛盾;矛盾激化的時候就會爆發經濟危機。新近例子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而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下,美國發生區域性危機,全世界就跟著陷入危機。當金融鏈斷裂、住房市場崩潰的時候,美國政府選擇營救金融機構,而不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當中產階級淪為無家可歸者,他們也就喪失了消費能力。美國的消費品市場一旦崩潰,全世界替美國供貨的地區也就隨之陷入危機。多數國家試圖通過緊縮政策走出危機,但在哈維看來,這不過是加劇了貧富分化。

面對當前的經濟危機,哈維重申:資本主義的螺旋式上升已經失控了,必須反對資本主義。哈維這樣的立場,在美國飽受攻擊,被斥責「瘋狂」。但他堅持此一立場,並幽默地說:反資本主義不是他的 DNA 造成的,也不是因為他奶奶是個「瘋狂的社會主義者」,他更未曾加入過共產黨──他其實直到35歲才開始閲讀馬克思。反資本主義,是因為縱觀當前世界形勢,經過長期的理性思考,這是他認定真正理智的立場。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數以百萬的中產階級流離失所,金融機構卻仍在牟利,而政府干預也是服務資方,導致大量財富從多數貧困平民,流向極少數的富裕精英。哈維強調,資本主義的動態機制才是非理性的,我們必須設法控制住資本主義的螺旋,否則就將被過剩的鋼筋水泥淹沒。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哈維表示,他不認為資本主義一無是處,並不否認資本主義有其進步的一面。「但資本的瘋狂螺旋,是我們必須直面並努力解決的問題。」

哈維中國演講 III: 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哈維在演講中分析了中國當下的城市化與資本轉移,又通過解剖資本運動,指出我們當代所面臨的「螺旋失控」危機。除此之外,哈維還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

在哈維看來,當下時興的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數位新經濟,仍然是資本螺旋

現在的資本訴諸新的形式,比如「知識經濟」,把科技轉為商業──手機、app等等,都是經典案例。哈維說,知識經濟催生新的科技企業,而單個人也能藉助科技力量參與其中(例如P2P點對點網絡模式,就消除了中介),從而「非常民主,非階層化,可能也是解放性的」。他頗為欣賞。

但是,哈維不認為科技創業和知識經濟改變了資本主義。

他指出,數位經濟的參與者(編按:如工程師、設計師、內容工作者)看似是擺脫了傳統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自由勞動者」(free labour),可是仍然被人控制 ── 控制者可以是那些提供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亞馬遜、谷歌、蘋果、臉書等等。

至於所謂「知識經濟」,也只是讓知識以「知識產權」的形式商品化,從而更加深刻地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剝削關係中。在科技創業中,一個新的 app 出現迅速獲得注意力,大公司會過來收購,把新技術收為己有。即使是P2P這樣的去中心化形式,也很快被大資本壟斷。

哈維指出,有人認為新興的「自由勞動者」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勞資關係,但這種模式其實很久前就有。在資本主義早期時代,曼徹斯特的資本家會把原材料帶給當地人,讓他們去紡織,然後交回成品,支付相應款項(編按:如同早期台灣家庭代工)。人們在自己家中完成勞動,等待收購者出現,對自己的產品估價。

而現在的這些新商業模式,某種程度上是這種關係的迴歸:商人控制了市場和接觸市場的渠道(access to the market)──勞動者創新,資本拿走你的創新品。這只不過是曼徹斯特的舊模式在「創新勞動」(creative labour)的形式中復興。

創新勞動的剝削與「自主錯覺」

哈維提到,他最近在寫一篇文章,用到 P2P Foundation 的 Michel Baunes 提供的數據,來計算這些新興經濟從業者的實際工資。據數據顯示,這些人的工資僅僅價值2美元一小時,遠遠低於美國官方規定的最新時薪!這說明「創新勞動」被剝削程度之高。

在時薪變低的同時,像 Uber 和 airbnb 這樣所謂的「分享經濟」,都很快被資本所壟斷。Uber 這樣的公司,其理念聽起來富有道德情懷,但其勞動卻在相當糟糕的合同狀態下進行:「那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

哈維由此得出結論:人們寄予厚望的創新科技,沒能帶來民主力量,只是讓極少數人變得極端富有。馬克思曾認為,勞動過程會越發處於資本控制之下。今天,數位時代的新經濟雖然創造「自己控制勞動過程」的感覺,卻仍然是一種外包體系;只不過資本不再用大工廠生產,而是將個人看作免費的自由勞動力。

這種剝削改變了勞資關係,令其更加隱蔽。甚至是不知不覺間你也從事了勞動。他舉例說,互聯網用戶使用 Google ,貢獻流量、數據與內容,相當於花時間幫助 Google 創造價值;但用戶卻未得到任何報償,而是任由 Google 攫取驚人財富。這是新時代的剝削結構。

新政治格局下,左派不能死守教條

哈維提到,我們必須開展社會運動,來抵抗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但當前資本主義危機,往往引發異化的政治活動──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催生了川普這樣的非傳統政治家,以及歐洲新法西斯主義浪潮這類現象。因而,當下是一個異常危險的時刻。

哈維提醒聽眾,在這裏需要注意資本主義動力和政治文化系統的交叉。他在講座中預見了 6月23日英國脱離歐盟「很可能成功」。他說,很多人支持脱歐的理由是由於移民,這是個很糟糕的理由。他說,脫歐本來有很多其它好理由(他自己支持Brexit),而不是打移民牌。

在美國,特朗普也調用了同樣的反移民論調。資本此時則說道,「不要怪我們,都怨移民」,資本在自稱清白方面可是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了,媒體和政治家也都把問題歸咎於移民,產生了反移民的政治。

哈維在反對極右翼勢力的同時,也批判了西方左派。他指責不少西方左派過於保守,總是想要回到過去,乞靈於列寧或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傳統。

哈維援引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從傳統夢魘中解放出來,建立起與歷史上的列寧主義政黨相異的新型組織,將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納入到自己的政治結構中;其需在新的歷史和媒介條件下,創造出新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運動。

新勞動型態下的「無產階級」

哈維說,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福特式」(大工業流水線)轉向「後福特式」和「新福特式」。這也讓「無產階級」的構成和反抗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新的無產者── 例如服務業、物流業、餐飲業和零售業員工。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對於組織「新無產階級」並不熱心,因為這類勞動者的價值生產,似乎與經典左派理論關於「工人階級」的認知並不相符。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講座中有學生表示,自己看到底層人的處境,有一種無力感:「我們了解他們的痛苦和渴望,政府為了城市的發展而犧牲某些人。我們自己則是他們犧牲的受益者。但我自己卻已經深深嵌入經濟結構之中,無法脱離這種生活方式。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

哈維則反問:「為什麼要脱離這種生活方式?現代生活確實帶給我們很多便利性。」他提到自己早期在北歐的經歷──當時天寒地凍,屋子卻沒有暖氣,人們一起擠在火堆旁,只有半身暖和。「這提醒我們現代社會好的一面。至少我自己再也不想那麼冷了。」

他說,「我們不是要消滅現代生活,而是要讓現代生活不那麼快席捲這一切,避免被消費主義所裹挾。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沒有什麼可以指責。」

消費主義的階級鬥爭

哈維順著這個思路,也提到當今社會湧現出的,許多針對消費主義的鬥爭。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提及過這種可能性,但並沒有詳細闡述過;這與馬克思、恩格斯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狀況有關。而之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要麼忽視它,要麼將其視為不那麼重要的問題。」

哈維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出,不斷上漲的房價、名目繁多的電信和信用卡收費,都涉及階級鬥爭。在消費這個實現價值的領域,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流浪漢,反而可能構成新的同盟。在哈維看來,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該是生產領域鬥爭(勞工運動)和價值實現領域鬥爭(消費者運動)的結合。

麻煩的是,這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不相符。而當理論正統與現實發生衝突時,很多人寧可選擇死守理論,而不是直面現實。哈維認為,西方社會發生普遍危機,歐美左翼卻沒能取得什麼勝利,這固然有多種原因決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素是:今日的階級鬥爭,與馬克思的時代已經不盡相同了。

城市與生活空間的政治

時到今日,階級鬥爭的首要場域,已經由工廠轉向日常生活空間──例如城市。

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來越難解決。哈維認為,圍繞這些城市問題進行論辯,將倍受壓迫和剝削的城市底層、弱勢、邊緣人群組織起來,為更良好的城市權利和更高質量的城市生活而鬥爭,就是今天要解決的宏大歷史問題。

城市問題的困難之處在於:今日主導城市發展的權力,正日益落入強大的私人資本和財團掌控之中。哈維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指出美國城市街區和普通民眾的社區生活,正遭到金融機構的掠奪性貸款破壞和困擾。

不過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社會運動已經證明,一種去中心化和網絡化的反抗結構正在生成。例如土耳其因蓋齊公園(Taksim Gezi Parkı)遭強拆而引發的抗議運動,巴西因公交地鐵漲價而引發的抗議運動。面對這些新形式的運動,我們需要探尋新形式的政治過程,把這些社會運動與傳統勞工運動整合起來。

因此哈維倡議,應當建立類似社區委員會的機構,來組織新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對城市空間中的資本運動進行民主化管理,從而反抗資本力量對城市空間的「創造性破壞」。在哈維看來,那些來自無政府主義和自治主義傳統的組織,在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得有聲有色,他們比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維也指出,在探尋網絡化組織方式的同時,為了與資產階級、大資本爭奪權力,反資本主義的抗爭也絕不應局限於某種去中心化、差異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共同籌劃鬥爭理論和鬥爭目標。

在點滴累積中,走向自由解放

哈維提請聽眾回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工人鬥爭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為了縮短工時和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爭,是工人階級走向自由與解放的第一步。對於哈維而言,「革命」並不是某種突發的,斷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場漫長的民眾鬥爭和社會運動。那是一個長期的逐步轉變過程。

進步是要一點一點累積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會引發連鎖的,可觀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暫時的客觀形勢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情況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尋求有妥協性的方案,而這種方案,仍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陳詞濫調,並且為新的組織形式開啟可能性。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引用來源: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