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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新自由主義

編按:IMF於6月發表了"Neoliberalism: Oversold?"一文(見:新自由主義已然江郎才盡?一文),文中反省IMF過往新自由主義路線而引起諸多討論。在近期一系列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中,我們持續關心這些反省產生的新可能性。

文/丁予嘉(國票金控總經理)

經濟史上說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70年代發揚光大,不僅讓幾個原本奉行社會主義的拉丁國家翻轉過來,在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手中更發揮到極致,且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簡稱IMF)與世界銀行(WB)等國際機構列為政治正確的理想經濟邏輯。該理論精神取自於對效率的崇拜,包括倡導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對內反對政府干預,對外則支持自由貿易和分工,這對當時全球財富水平仍低的時代而言,新自由主義無疑鼓勵有為之士勇於開墾拓荒,難怪眾人心嚮往之。

然平心而論,大環境已今非昔比,該墾的荒早被密集的人口占據,如沙漠中墾不了的荒也因技術進步而堆起了高樓,好聽的說法是人定勝天,直白的說法則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想必有些不符自然法則的地方,還藏著技術持有者的超額利潤空間。可是,大家或許會問,為了促進私部門的效率,放手讓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何罪之有?原本是這樣沒錯,但差別在於,集中利潤對財富分配的長期影響,還有業主將大筆資本投入、日後是否得以回收的道德風險,甚至有否隱含未知、且未必立即發生的環境成本等,都有必要為利潤極大化的思想踩些剎車。

所以,正如同物極必反一樣,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逐漸加大,幾大副作用也隨之而來。其一是勞方對資方的反擊,特別是後者挾「每一會計年度」股東權益的最佳化,輕忽了企業內部中由勞方貢獻的長線價值,以致勞方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得主張最低工資、或是集體談判權等形式與資方抗衡,惟此類談判往往無疾而終,突顯制度框架能為勞方主動提供的保障不多。其二是環境成本,這點經常都只能由公部門依著再也顯著不過的證據向資方求償,然賠償金對大企業來說都只是杯水車薪,如再進逼則得面臨產業外移的短痛,惟經濟若能因此轉型,應該算是美事一樁吧。

然而,上述指的都還只是一國之事,國與國之間可就不易存在開放市場、效率競爭的平和空間,特別是在產出已經過剩的時代下。眾所周知的是,當今全球財富版圖落在先進大國手中,新興市場做為大國的供應鏈,說與大國唇齒相依也沒錯,但大國多數時候還是以技術持有者之姿,享有高出供應鏈許多的所得水平,如國內媒體報導台廠只能分食不到1%的蘋果手機利潤,顯見兩方財富落差。當然,供應鏈肯定會想要仿而效之,以中國而言,今年前四個月中企對外收購的總額已超越去年全年,收購標的也以科技、產業知識等為主,只是策略就算有眼光,對手國一看便知,於是防堵動作頻頻,說穿了還是基於自利,保護主義難免。

以上一切邏輯,在最近期一篇由IMF研究部門發表、題為「新自由主義:超賣?(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報告中,皆可見IMF自我批判的痕跡,而迫使IMF如此省思的是,新自由主義的過度使用,有沒有可能反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放眼望去,說自己經濟走向L型的國家愈來愈多,而金融海嘯後,號稱不顧一切的央行看來也治不了百病,總之該是時候調整一番了,做法呢?先從對央行的依賴中獨立,坦誠地從改革分配中著手,或許在L型中還有一絲生機可期。

引用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