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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否減少了不平等?

編按: 現職於紐約城市大學和盧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長期研究不平等問題。甫出版的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法》(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對於不平等提出了新的解釋。他的理論與先前流行的兩大理論—“庫茲涅茨週期”(KutZnetSWaveS)及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有所不同。以下文章為FT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本書的評論。

文/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鄧影

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很多時間裡,當今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在此期間,一個人在全球收入分佈中所處的位置與他做什麽事的關係越來越小,而越來越取決於他在哪裡做這種事。米拉諾維奇將這種作為一個英國人而非肯尼亞人的優勢稱為是“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近些年來,這種租金有所下降,但降幅很小。目前一個人的生活水準受他做什麽事的影響略有上升,受他在哪裡做這種事的影響略有下降。

因此當前的整體情況是,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程度小幅下降,而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趨於上升,這在高收入國家尤為顯著。鑒於大部分政治活動都屬於國內政治領域,國家內部不平等加劇的時期不可避免會產生政治影響。米拉諾維奇特別指出,“極度的不平等終將變得難以為繼”。

這可以部分解釋高收入國家內部在最近不平等加劇之前出現的不平等下降時期。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高收入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不僅受益於這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受益於這些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十九世紀的極高水平顯著下降。

推動二十世紀中期這輪不平等下降的不僅有良性因素——如勞動力需求的增長,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還有惡性因素——如戰爭和經濟蕭條。米拉諾維奇強調稱,這些惡性因素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極度不平等的後果。不平等的社會容易產生好戰傾向:世界大戰就是其產物。類似的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的金融市場發展天生就有易於爆發危機的傾向。

而最近這一輪發生在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的不平等加劇同樣也有經濟和政治層面上的原因與後果。全球化、科技進步、金融重要性的上升以及贏家通吃型市場的出現是經濟層面上的推動力量。富豪政治(Plutocracy)隨之出現,並進一步強化了不平等的惡化趨勢。例如來自美國的證據顯示,政客會慣常性地忽略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

米拉諾維奇認為,推動幾乎所有經濟體內部不平等加劇的各種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逆轉。在這一點上,他對中國比對美國要略微樂觀一些。隨著中國勞動力增長的放緩,實際工資開始強勁上漲。此外,來自下麵的政治壓力以及轉向消費拉動型經濟的必要性或許會迫使中國政府將收入分配向中層和底層民眾傾斜。

對於美國以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說,不平等加劇背後的推動力量非常強大。二十世紀中期的再分配政策現在將難以推行,因為對靈活流動的資本和人員徵稅的難度加大。如果說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的良性因素目前顯得虛弱,那麽惡性因素現又如何呢?在高收入國家中,我們不光正在見證富豪政治的發展,還在見證民粹主義的大行其道。毫無疑問,這兩者是齊頭並進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這種局面將如何收場。米拉諾維奇甚至提出了民主資本主義能否持續下去的問題。

如果說全球化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平等、使大多數國家內部——特別是高收入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加劇,我們是否應將全球化看成一種有益的發展趨勢?米拉諾維奇更偏向全球範圍的評判尺度: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過得更好,那麽全球化就是有益的。與此同時,他對高收入國家內部正在發生的情況感到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

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在政治層面或許是不可持續的。這種觀點尤其適用於移民問題。人員的自由遷移可能會被看作是貨物、服務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的自然結果。但在現實中,人員自由流動的結果是激起對全球化的抵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大受歡迎表明,高收入國家的中低階層將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租而努力抗爭。

全球化時代產生了有益的結果,但同時也製造了巨大的挑戰。若想避免各國內部的不平等持續加劇,對來自資本或者財富的收入進行再分配或將成為解決辦法中無法避開的一個方面。而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未來的政治前景頗顯暗淡。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似乎很難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米拉諾維奇的著作既展現了過去數十年間全球範圍內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將這些危險如此清晰地呈現了出來。

引用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