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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三五規劃亮點與挑戰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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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公佈,作為指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領域的綱領性規劃,建議中積極進取的增長發展目標、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雄心、註重新供給學派的創新、強調公平、以及關註綠色發展等都可以稱之為亮點,體現了新一屆領導人的經濟治國理念。

”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公佈,作為指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領域的綱領性規劃,建議中積極進取的增長發展目標、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雄心、註重新供給學派的創新、強調公平、以及關註綠色發展等都可以稱之為亮點,體現了新一屆領導人的經濟治國理念。

當然,“十三五”期間是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國際國內的挑戰亦不容忽視,未來五年如何應對美國維持一強獨霸的強硬態勢和行動,如何處理好改革與穩增長的關系,以及伴隨著資本項目開放中如何協調監管防範金融風險仍是未來五年需要重點解決的難題。

首先,“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有如下亮點:

第一,雄心勃勃的增長目標。

近年來在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工資上漲與老齡化以及環境污染等成本剛性上升等壓力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滑,今年三季度中國GDP跌至6.9%,低於政府目標,結合更為悲觀的發電量、企業利潤、貨運量等數據,不少質疑甚至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或比官方數據更低。然而,此次“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考慮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預計“十三五”期間GDP底線目標仍將定於6.5%以上。這意味著如若“十三五”將穩增長置於首位,確保中國經濟不跌破上述增長底線挑戰仍然不小。

第二,積極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相比於過去對外開放的表述主要集中在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合作,促進國內貿易投資增長,抑或是以開放促改革等方面,“十三五”規劃更進一層,希望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話語權,預計“十三五”通過“一帶一路”及人民幣國際化兩大戰略可以有助於實現上述目標,影響世界經濟金融格局。例如,通過“一帶一路”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緩解產能過剩,同時,推進雙邊與多邊合作,特別是加強與歐洲交流,防止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國的挑戰。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發揮作用以及11月人民幣加入SDR,將帶動人民幣國際化更進一步,使得“十三五”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水到渠成。

第三,突出新供給學派的創新‎。

“十三五”建議將創新單列,顯示其戰略地位。在創新框架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致力於釋放新需求;製造業2025意在“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轉變,推動產業升級;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企改革、財稅改革等又符合制度創新的內涵。簡言之,“十三五”規劃註重從供給端發力,破除增長困境,釋放增長紅利。除了創新以外,“十三五”放開二孩政策是應對勞動供給約束,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必要之舉;加快建設人才強國,深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是註重人力資本對增長的作用;堅持綠色發展,則是應對環境約束逐步加大所必須選擇之路。

第四,效率優先但不犧牲公平。

效率與公平經常被認為是矛盾和沖突的,但兩者也是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職能協調的重要考量。伴隨著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的提升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別早前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近年來居民貧富差距有所拉大,繼而引發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十三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收入分配改革則是重中之重。“十三五”建議從協調發展的角度提出“十三五”要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從共享發展的角度提出縮小收入差距,預計未來戶籍改革、公共服務改革都將加快。

第五,綠色發展指引產業升級。

“十三五”中國經濟增長更加註重環境約束,如新能源汽車作為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的產業位列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產業的名錄,或將帶動製造業升級以及服務業發展。“十二五”期間後三年,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工業且一直保持比重上升態勢,截至2015年三季度,服務業占比上升到49.5%。未來若要實現綠色發展,通過進一步開放服務業促進其占GDP比重進一步提高是方向之一。而金融方面,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綠色股票指數、綠色保險等,將帶入更多民間資金投入到綠色產業,也有助於推動“十三五”產業轉型。

當然,機遇與挑戰同在。在筆者看來,未來五年中國還不可避免的面對如下挑戰:

第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挑戰。

近幾年以來,中美兩國有關南海爭端、網絡安全等話題一直熱度不減,而亞投行申請事件、TPP孤立中國等又將兩國在金貿領域激烈角逐體現的淋漓盡致。特別值得關註的是,中美兩方如今談判往往以指責對方開始,如美方常常抱怨中國政府對於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於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準入實施限制等問題。

今年4月中國外長王毅曾在高層發展論壇演講中提到,現有的國家秩序中的缺陷,即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總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不太關註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中國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為出發點,並希望以此改進國際關系的準則。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也表態,中國不認為現有的國金融機構實現的是最佳行為準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不會照搬,會更多的考慮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此次“十三五”建議,中國提出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考慮到中美摩擦背後的實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突”,預計“十三五”中美雙方在經濟、政治、外交領域的摩擦將不斷加劇,中美BIT談判或將進展緩慢。而應對中美關系的重塑與調整,中國需要加強雙邊與多邊合作,特別是與歐洲的合作以應對,考慮到中歐關系交好,歐洲難民潮加劇了歐美間隙,“十三五”是中歐合作應對美國超級大國挑戰的關鍵時期。

第二,國企改革與穩增長目標能否兼得?

改革的加速推進從長期來看有利於進一步釋放紅利。近期一系列文件也釋放了“十三五”改革利好,例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價格改革方面,“十三五”中期,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基本放開;財稅改革方面,以稅改為突破口;金融改革方面,全速前進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國企改革方面,盡管頂層設計與相關配套文件下發,但不少關鍵問題如何演化尚待觀察:例如,大舉提倡國企高管限薪,保留行政級別如何真正做到激勵相容、政企分開?國有股強勢如何激起民間資本熱情以實現混合所有制?特別是產能過剩困擾中國經濟,亦凸顯政策難題。

具體來看,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資的沖動,產能過剩得不到解決甚至會愈演愈烈,而其引發的連鎖反應,不僅對中期經濟增長有一定製約,也會導致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反之,如果壓縮產能,採取不破不立,關停並轉勢的方式,也會短期內影響經濟與就業。毫無疑問,國有企業是產能過剩的重災區,國企改革與穩定經濟增長兩個目標如何兼得尚待考驗。

第三,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協調監管的困難。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標準的監管規則,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回想今年年中發生的股災,雖然造成了20萬億財富蒸發,但很難想象,如果次輪股災發生在資本項目開放之時,後果將何等的慘痛。在筆者看來,如何在“十三五”利率與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深入的階段,做好金融協調監管顯然關乎金融穩定。

毫無疑問,本次股災暴露出“一行三會”協調監管十分薄弱。正如筆者在早前本專欄中所提,現有中國“一行三會”體制下,央行專註於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銀監會與證監會、保監會分別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等三大領域的監管,導致金融市場的機械分割,不能適應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新情況,難以形成高效、一體化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灰色地帶更容易形成監管真空。建議以“十三五”加快部門改革步伐,成立由國務院分管領導、人民銀行、財政部、三個監管當局等領導組成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整合監管資源以進行更高層次的宏觀審慎混業監管,才有助於達到監管的規模經濟,降低監管成本的同時防範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

 

全文詳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htm

引用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