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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的危機、轉型、動力、創新、改革

吳敬璉
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復旦大學舉行的“首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中國人口紅利正不斷減少,農村資源向城市轉移的結構性變化已經接近於結束,剩下能夠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此外在談及怎麼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時,吳敬璉表示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現有的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另一方面,輔之以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短期調節。貨幣政策方面,吳敬璉認為,政策作用很小,由於現金為王,所以即使放鬆銀根,資金大概也不會跑到實體經濟裡去。財政政策還有一點餘地,建議着重在普惠性的減稅上來想辦法。吳敬璉最後表示,中國經濟最根本的一條就在於改革,這兩年來我們的改革還是有進步的,但是需要進一步推進,比如說簡政放權、審批制改革。

 

中國經濟問題很複雜,怎麼才能夠用20分鐘把它講得比較清楚,是有一定難度的,我就按照“危機、轉型、動力、創新、改革”的順序來講這五個問題。
危機: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兩種方法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2009年中國政府採取了強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長速度頂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後就出現了增速下降的現象,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於是引發了一個大討論——中國會不會發生經濟危機或者叫做系統性風險,怎麼來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問題,這是最近兩三年討論的重心。
對於怎麼避免危機,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方略,這兩種方略所依據的理論模型或者分析框架是不一樣的。根據今年在金融40人論壇的一次討論,把它歸結為兩種。一種分析的思路是從需求側進行分析,另外一種分析思路是從供給側進行分析。
從需求側進行分析的思路,通俗的說法叫做“三駕馬車”——總需求是由三駕馬車組成的,其實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來說是四駕馬車,我們這裡一般說三駕馬車,就是消費、投資、進出口。
出現增速下降的現象是因為三駕馬車的動力不夠,我和錢穎一教授都認為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有很多缺點,它實際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脫胎出來的,按照凱恩斯主義來說是總需求決定了總供給的增長速度。當時就發生了一場爭論,我和錢穎一教授都認為,用這樣的辦法分析是有理論上的問題,當然對於凱恩斯主義這一套理論是不是對,現在國內經濟學家分歧也很大,但我假定它是對的,在理論上用它來分析中國長期經濟發展也是無用的,因為這是一個短期分析。
可是我們這種意見好像沒有多大用處,政府很重要的諮詢機構的分析都是依據三駕馬車得出的,而由這個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很明顯就是增加投資,你可以一個一個去分析,能夠增加消費嗎?不能。能夠增加進出口嗎?不能。最後就落實到一點——增加投資。
但是這個分析方法現在有了很大的限制,因為超高速的投資增長、投資率的提高,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其結果就使得我們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不斷提高,按照各種各樣的分析,大概有三個方面的負債,政府負債、企業負債和居民負債,已經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間,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會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問題,因為到了這麼高的槓桿率,出現個別的償債困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這是一種分析方法,直到現在從政府、投資銀行或者證券公司的經濟分析,還是從這裡分析的。而在實際工作中,好像主管這方面的部門都忙得不亦樂乎的批項目、找錢,過去批了項目地方就上,但是現在有問題,我們的金融改革還是有進步,不但要批項目,而且要找錢。所以這個路子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一種路子是從供給側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以前用生產函數來表達這個分析框架,生產函數無非是三個主要因素,勞動、資本和效率提高。今年4月,北京的40人金融論壇上,青木昌彥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認為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從供給側去分析,提高供給的各種因素、各種動力去分析。在現存在的問題上,我們三個人的分析幾乎是一樣的。資本繼續提高投資率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投資回報遞減,這個非常明顯,從2009年到現在,刺激的強度並沒有削弱,但是效果急劇下降,現在幾乎增加投資對於增長沒有什麼作用,另一方面是槓桿率不斷提高,所以可能會造成危險。
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力
在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中,人口紅利正不斷減少,農村資源轉向城市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效率有提高,但這個過程已經接近於結束。剩下能夠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產函數中間的索洛余值。
什麼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說法就是技術進步,實際就是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來實現增長,也就是我們最近20年來一直努力想實現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這裡就提出一個問題了,按照這種分析,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轉型,也就是我們題目的第二項。問題是怎麼能夠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呢?
我們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後來改成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從1995年到現在整整20年了,這是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的,但是至今沒有實現。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增長動力或者實現增長的源泉因素。
動力:提高效率 推進改革
這個源泉因素是什麼?剛才已經說了,過去以投資為動力現在正轉變為依靠創新提高效率為動力。但是為什麼提出了20年都沒有實現呢?其實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已經做過全面的分析。當時就用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裡面的一句話,“存在體制性障礙”,九五計劃有進步,十五計劃在經濟發展方式上是有倒退的。
所以十一五就規定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把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作為十一五的主線,那麼就要改革。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說法,就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附帶說一句,其實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跟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是一樣的東西,十六屆三中全會說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體系呢?叫做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並沒有完全實現,所以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做了一個決定要完善這個體系,要實現十四屆三中全會講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但是當時的經濟狀況非常好,改革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何必改呢,2003年的時候經濟情況很好,所以實際上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沒有能夠很好的執行。
要推動轉型和尋找新的動力,以創新為動力,以提高效率為動力,這個關鍵問題就在於推進改革。因此就要在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這是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不同結論。
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作用很少,財政政策還有餘地
我們就分別說一說,怎麼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現有的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另一方面,輔之以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短期調節。
控制化解風險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比如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務;停止回報過低和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殭屍企業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組,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比如償還社會保障基金欠賬,上海做了一個小的,就是把家化賣了,山東正在撥付地方國有資產的30%用於社會保障基金。十八屆三中全會裡做了明確規定,但是兩年過去了,從中央層面來說到現在沒有動作,據說正在擬定方案。
另外輔之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當然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的首席經濟學家的研究,在資產負債表出問題的時候,貨幣政策的作用很少,因為人們都要提高手中資產的流動性,由於現金為王,所以即使放鬆銀根,資金大概也不會跑到實體經濟裡去,因為那個地方流動性很差,要抽出來很難。
引用來源:吳敬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