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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啟全球經濟增長?

勞倫斯•薩默斯
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IMF事實上認同了“長期增長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假說,指出催生充足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所需的實際利率水平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低位。

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本周將匯聚華盛頓,參加一年兩次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會議。雖然屆時或許不會像金融危機之後幾年那樣,整個會議被驚恐緊張的情緒籠罩,但不幸的事實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中期前景已經很久沒有如此問題重重過了。

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IMF事實上認同了“長期增長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假說,指出催生充足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所需的實際利率水平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低位。這一觀點通過以下事實得到了印證——發達國家的通脹水平普遍遠低於政策目標,並且今年很可能進一步下降。離開了發達國家市場的強勁增長以及需求擴張,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很可能將會放緩。而此時我們還未將巴西、中國、南非、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面臨的各種政治挑戰考慮在內。

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主要策略是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發達國家的基準利率普遍維持在底部水平,這些國家的央行暗示稱,利率在短期內不太可能上升。雖然美國正在收縮量化寬松的規模,但日本仍在繼續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操作,而歐元區似乎正在嚮日本的做法靠近。這些做法都好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導致經濟蕭條演變為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緊縮貨幣政策。但作為一項經濟增長戰略,卻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缺乏足夠的理由認為,在利率本已極低時進一步降息會對支出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由這種做法引出的支出通常代表的是需求的提前,而非需求的擴大。我們知道,降息將強烈刺激經濟主體擴大負債;給尋求收益的投資者造成壓力,促使其背負更高風險;導致資產價格上漲並刺激金融活動。但我們無法很有把握地預測降息對市場的最終影響,投資者對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收縮的信心是否會受降息影響也無法確判。

雖然貨幣政策降低了資金成本,進而鼓勵了支出——不過即便在利率水平降至谷底的情況下,這種支出也被企業和居民認為是不值得的——還有很多與投資的因素存在,這些因素可以被強化並能帶來較高回報,但卻被誤入歧途的公共政策所限制了。

在美國,要求施行大規模投資促進計劃的呼聲勢不可擋。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有助於減輕子孫後代的負擔,這不僅僅是通過刺激經濟增長來實現的,還通過擴大經濟產能以及減少逾期養護負擔來實現。例如,如果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空中交通管理系統還依靠紙面信息跟蹤飛機航線,這怎麽可能是合理的呢?

日本正在推行一項重大的財政緊縮舉措,並自4月1日起調高了增值稅率,但當前遠不明朗的是,日本去年在逆轉通縮方面取得的成效是否能夠持久,或者僅僅反映了一次性的匯率波動。重陷經濟停滯和通縮狀態可能迅速導致日本的償債能力受到懷疑。如果日本先按兵不動,靜觀當前操作產生的影響,此後再制定旨在促進支出的財政和結構化改革措施,那麽日本將因此背上較高風險。

歐洲已經從危機的邊緣挺了過來,債券違約或者匯率貶值現在僅僅是一種遙遠的可能。但歐洲目前還沒有提出能夠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戰略,滑向通縮的趨勢也仍在持續。歐洲目前必須要做的是,採取強力行動恢復銀行體系正常運轉,使其能夠成為傳導穩健信貸資金流的通道,並採取措施刺激歐洲外圍國家的需求,這些國家的競爭實力仍然面臨挑戰。

如果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入規模大幅縮減,繼而向凈出口國更靠近一步,很難想出有哪些發達國家能夠通過放任自身貿易逆差惡化,來吸收本應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金。因此,採取措施促進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金流動和產品出口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採取政治舉措,消除多個國家存在的民粹主義威脅——例如某些國家的威權政府所表現出的蔑視合同契約以及財產權利的跡象——並向投資者提供保護和擔保融資。在這個方面,美國國會通過對IMF的授權,使IMF能夠增強提供擔保融資的能力至關重要。

還應運用創新思維,思考如何盤活央行以及主權財富基金所持有的數萬億美元公共資產,以促進經濟增長。這些資產大多為非常安全的高流動性資產。

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中,這些舉措一起施行所產生的效果很可能將遠遠超過它們單獨施行的效果之和。而一個國家的政策失誤所導致的後果也很可能如瀑布傾瀉般難以控制。正因為此,本周的IMF會議應將制定抵禦長期增長停滯的全球性增長戰略作為重要議題,而非僅僅通過施行寬松貨幣政策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手段來勉強應付。

註:本文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

譯者/馬拉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