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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全球結構轉型基金

林毅夫 , 王燕
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考慮通過增加對長期投資的資金支持來重振全球經濟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基礎設施貸款證券化、設立專項資金等。

通過G20峰會推動全球基礎設施融資

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考慮通過增加對長期投資的資金支持來重振全球經濟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基礎設施貸款證券化、設立專項資金等。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上周在聖彼得堡舉行峰會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俄方提出了一個工作計劃, 該計劃的重點是如何吸引更多儲蓄資金參與投資,令投資環境更具吸引力,以及改善長期項目的結構等。

我們認為通過G20峰會推動全球基礎設施融資計劃,並討論融資方式的創新是合適的。為什麽?

2008年當我被遴選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時,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陰雲密佈此起彼伏,三個月之後萊曼兄弟倒台經濟危機全面爆發,席捲全球。當時面臨巨大壓力,基於新結構經濟學(NSE) 的基本理論,經過深入思考,我提出財政刺激政策必須防止走日本的老路,要“超越凱恩斯”,創立“全球刺激基金”, 之後又提出“全球基礎設施計劃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如今,整整五年過去了,全球經濟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為混亂無序的時期。盡管G-20國家已推出了協同政策擴張貨幣供給和財政刺激計劃,全球經濟,尤其是歐元區國家,仍未完全復蘇,新興經濟體也面臨下行的壓力。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刺激已經走到了盡頭, 仍不足以將所謂的“群龍無首”的全球經濟推回穩定增長路徑。

我們不只需要宏大的投資方案,還需要改變思維。究竟什麽樣的政策才能實現雙贏,避免低增長、高失業、高波動和低回報的“新常態”持續下去?我和王燕的近作進一步提出要“超越凱恩斯,超越基礎設施,超越馬歇爾計劃”。

全球協同投資倡議的三大特點

我們從結構性轉型—一項提升經濟增長促進全球復蘇的戰略—的角度出發,闡述如何為基礎設施融資的問題。與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刺激不同,我們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倡議有如下獨到之處:

1) 我們的方案不是在收益率低的發達國家通過擴大政府支出來促進消費,或是“挖坑再填坑”的方式,而是強調任何提升經濟增長的解決方案應當註重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這種投資不僅能增加短期需求,而且改善長期供給和增長的前景。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刺激將支出導向國內經濟,我們則建議一個在全球範圍協同的投資倡議,也就是建立“全球結構轉型基金”(GSTF),將各國儲蓄導向能夠消除增長瓶頸,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獲取更高社會回報率,也是對經濟發展影響力更大的領域。我們提議超越凱恩斯主義,並超越馬歇爾計劃,結合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在發展中國家建設經濟特區、產業園區,促進產業集群發展。這樣的解決方案將擴大需求、就業和未來增長,抵消在發達國家實施必須的結構性改革時帶來的全球性緊縮效應。

2)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資金存在巨大的缺口,基礎設施規模不足,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和綠色科技領域。

發展中世界基礎設施的短缺程度令人震驚。大約有14億人用不上電,8.8億人喝不上安全飲用水,26億人用不上基本衛生設施。全球大約還有9億農村居民所在地兩公里內沒有的全天候公路。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 人們時刻處於對於電力的飢渴狀態之中。撒哈拉以南地區(SSA)(不包括南非)每年的人均電力消費平均只有約124千瓦時,這還不足以為當地每個人提供每天6小時的電燈照明。 電力短缺無疑是制約其發展的瓶頸。然而,“捐助者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忽視對電力產業的投資”, (Foster et al 2010, page 25) 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關註供電業,一個與其它行業相比,更能“解除瓶頸”的行業。

我們的數據表明,中國已經成為2001-2008期間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礎設施的最大援助者和融資者(financier)。在前十大投資者中有三個來自南方,分別為中國、印度和伊斯蘭開發銀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礎設施官方融資總額中,僅中國一國就占了34%,高於任何北方夥伴國所占比重。(陳傳 2013)

2001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對非洲投資大多投向了電力、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運輸領域。根據數據顯示,對電力的投資額占了中國對非洲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的50%,但在投資項目個數上只占30%,意味著這些電力項目的規模巨大。由於非洲電力的稀缺,這些已建成的項目對於非洲經濟發展的意義也是不可估量的。

3)投資於解除瓶頸的基礎設施,可以帶來較高的社會和經濟收益,同時促進對發達國家資本品的需求,在長期內擴大就業、減少貧困。實證研究已證明基礎設施建設對於長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Aschauer(1989)發現公共基礎設施的資本存量是美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重要決定因素,並且他估測基礎設施資本每年的邊際生產率可高達100%。在1983-1992年間,世界銀行投資的項目的平均經濟收益率在電力項目中為11%,公路建設項目為29%。實證研究發現,少數國家極度缺乏發電設備和公路,對它們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將帶來豐厚的收益。

此外,當我們回顧馬歇爾計劃時,註意到它並沒有局限於基礎設施的重建,或與產業結構和國際貿易相脫離。整個計劃只花費了130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GDP的1.1%。馬歇爾計劃都未曾將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生產和貿易相分離,為什麽現在我們卻要自我禁錮於基礎設施建設呢?

我們的新觀點是:將基礎設施建設與綠色城市發展、生態工業園規劃以及結構轉型相結合,從而創造就業、收入、增長和減少貧困,使得環境更可持續,並使基礎設施建設在財務上切實可行。

我們建議,建立“全球結構轉型基金”(GSTF),將會吸引來自於官方發展融資 (OOF)、主權財富基金和養老退休基金等,在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的同時,將現有城市改造為綠色城市,以及建立新的環保產業集群來加大對綠色科技的利用。除了發達國家的資金外,這也將吸引諸如巴西、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海外投資,並將它們的過剩產能轉移到對這些產能有需求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它也有助於這些國家國內經濟的再平衡和產業升級,使必要的產業重組不那麽痛苦。 全球結構轉型資金是一項過橋資金,可通過分散投資、基礎設施貸款證券化,、將低流動性資產轉化為高流動性資產等創新方式減低風險,保持一個(扣除風險後)正的、高於美國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

結論

投資於能夠提高生產力的基礎設施項目,對創造國內外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至關重要。在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它不僅能拉動目前的經濟增長,創造急需的就業機會,還能提高未來的競爭力。對於發展中國家,在促進經濟轉型、使業務不受電力短缺的影響而正常運行、實現自由溝通、擴大市場,最終提升技術水平,它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無論對公共還是私營部門,為避免高收入國家長期處於高失業低增長的“新常態”而提出的基礎設施投資倡議,都不失為一個雙贏的舉措。

具體而言,我們建議設立全球結構轉型基金(GSTF),以動員從發達國家的對外援助基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權財富基金,到公共養老基金的官方實體,以及私營部門的大量儲蓄。本基金的設計特別能吸引非傳統的官方投資者,他們不僅擁有過剩的儲蓄,而且在相關行業擁有過剩的產能。面對結構性改革的需求,部分新興經濟體產能過剩的企業,可能被迫歇業。該基金可以幫助基礎設施的發展,促進這些產業轉移到有需要的地方。

全球性基礎設施投資倡議,不僅能夠填補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它也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對發達國家而言,它可以促進出口、降低失業率;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可以減少貧困、促進增長。現在該是時候開展務實計劃,將這些理念付之實施,建設所需的公路、港口、鐵路、電廠,以促進高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和經濟繁榮,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林毅夫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王燕為喬治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前世行高級經濟學家,編者省略部分參考文獻)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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