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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時代的全球化

馬丁·沃爾夫
貿易保護主義是那只不叫的狗。儘管爆發了大規模金融危機,但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仍在繼續。這當然是令人矚目的。那麼,為何如此?這種情形能否持久?還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貿易保護主義是那只不叫的狗。儘管爆發了大規模金融危機,但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仍在繼續。這當然是令人矚目的。那麼,為何如此?這種情形能否持久?還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自1990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FDI)和貿易的增長一直遠快於全球產出,其中,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速更是超過了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存量與全球產出之比已從1990年的9%,增至2012年的33%。同期商品和服務出口與全球產出之比從20%增至31%。到2012年,這些比率甚至超過了金融危機前水準。如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和馬丁•凱斯勒(Martin Kessler)在一篇發人深思的論文中所指出,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相對於全球GDP也大於以往任何時候,商品和服務自由貿易的程度日益提高。(見圖表)

“超級全球化”大力推動了新興國家追趕高收入國家的生活水準,從而形成“大融合”。因此,“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只有約30%的發展中國家(72個中的21個)正在追趕經濟發展的最前沿(美國),追趕的速度大約為每人每年約1.5%”。

兩位作者繼續寫道:“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近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103個國家中的75個)開始追趕,追趕速度提高至每人每年約3.3%。儘管在全球金融危機(2008至2012年)期間,發展中國家增長放緩,但追趕速度……仍維持在接近3%。”

不可避免地,危機期間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程度非常有限:看看2010年世界貿易的強勁復蘇吧。那麼,為什麼有可能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呢?我認為有五點。

首先,自由貿易已被制度化為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以及若干貿易協定,歐盟(EU)就是其一。其次,儘管出現了一些失敗(尤其是在歐元區),但如今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比上世紀30年代先進得多。第三,全球資本主義日益取代了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再與工人站在一個陣營。第四,有關市場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仍佔據主導地位。最後,社會保障網儘管受到了嚴重衝擊,但仍為失業人群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答案是否定的。在理念、利益和技術的推動下,其進展看上去很有可能。然而,威脅依然存在,有些來自貿易體系以外,有些來自體系內部。

一個外部威脅是全球不平衡。一個國家旨在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會對交易夥伴國造成收縮壓力,尤其是在總需求不足、利率超低的時候。過去10年裡的匯率干預活動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

另一項威脅或許來自全球環境外部性。假設一些國家對碳排放徵稅,以求減少不利於全球環境的溫室氣體排放。如果生產轉移,那麼這項政策目標就無法實現。屆時,主張徵收補償性進口關稅就會有充足的理由。這很有可能引發互相報復。

另一項更嚴重的威脅來自高失業率、低增長率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全球化是導致最後一點的因素之一,儘管遠非唯一因素。加劇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還有:技術、金融自由化和贏者通吃的市場。但這對自由貿易造成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應該用一個更有效的全球貨幣機制來解決失衡。我們應通過全球協議來應對全球環境挑戰。我們應通過更好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從贏家到輸家的財富再分配來解決低增長和不平等的問題。但這一切很可能不會發生,這意味著貿易可能面臨壓力。

然而,我們還看到了來自貿易體系內部的威脅。杜哈(Doha)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已死亡或昏迷。不管怎樣,本輪談判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完成。這不可避免地破壞了人們對WTO的信心。儘管爭端解決機制繼續有效發揮著作用,但人們可能會揣測,一個無法實現進一步自由化的組織,是否仍將至關重要?另外,儘管商品貿易實現進一步自由化的空間有限,但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機會仍很大。

替代選擇是存在的:在雙邊和諸邊基礎上達成優惠的自由化。正如薩勃拉曼尼亞和凱斯勒的論文所指出的,全球30個最大出口國的約一半出口,流向其享受優惠待遇的交易夥伴國。1990年至2010年,優惠貿易安排的數量從70個升至300個。然而,如今美國提出了“大型區域”協定: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合作夥伴關係。其邏輯是,這是一種在志同道合的國家間實現更深層次一體化的方式。但這些計畫還旨在將不斷崛起的貿易超級大國——中國排除在外。這是有風險的:到頭來它可能讓貿易體系陷入割據狀態。

有沒有出路?有。我們可以達成一項單一(而非兩項)的全球安排:所有國家(特別是中國)都可在準備好遵守約定規則的時候自由加入。儘管這樣做有風險,但風險將被降至最低。理想的情況是,通過在WTO內部建立相關機制,設法把這樣的大型協議與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連接起來。

此外,如果我們有可能在杜哈回合談判的某一個領域——或許是貿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宣告取得勝利,然後轉向更重要的問題,那將有所裨益。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達成一項協定,不對關鍵原材料的出口設限。

然而,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善其它領域的政策制定。貿易是一大成功。但只要金融危機、不平等、失業和宏觀經濟不穩定(更別提地緣政治衝突了)繼續對我們的世界構成威脅,這種成功就必定是不牢靠的。正如我們在20世紀上半葉所領教的那樣,自由貿易和投資不可能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全球化若要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在其他領域更有效地採取行動。

*“貿易超級全球化及其未來”(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2013年發表

譯者/何黎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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