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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應達成“大妥協”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與習近平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合作言論將回蕩在南加州的沙漠上空。現實卻是另一回事。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有可能削弱全球經濟賴以運轉的機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與習近平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合作言論將回蕩在南加州的沙漠上空。現實卻是另一回事。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有可能削弱全球經濟賴以運轉的機構。

預計習近平將在未來10年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當他在幾年後會晤下屆美國總統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能都已變得無關緊要。這對世界其他經濟體而言可能是場災難。

出路是由美國和中國達成一項“大妥協”。這將要求為了目的而交換權力。換句話說,美國將在這些機構放棄部分權力,以換取中國發揮更大的全球領導作用,從而維護體系的真正目的——自由、公平的全球化。但中美雙方首先必須克服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

中國一直是開放的全球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不過,中國不滿這套體系的規則一直由美國說了算。例如,美國仍未批准IMF投票安排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本來會增加中國的話語權。美國不願支持提高世行的放貸能力。結果,中國正在創建平行的架構:用金磚國家銀行來對抗世界銀行,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倡議來抗衡美國涉足亞洲。

對於美國而言,不信任主要源自中國的軍事野心和網路間諜行為。在經濟層面,不信任源自中國的重商主義匯率政策、封閉的金融與外匯體系、縱容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以及國家資本主義持續盛行。在美國方面看來,中國利用了其他國家的開放並從中得益,自己卻保持相對封閉,這種組合是與全球領導角色不相稱的。這種觀感促使美國推動一些倡議,例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分別同亞洲和歐洲國家展開自由貿易談判。這些努力推動了自由化,但也對中國構成歧視。

“大妥協”將包括哪些內容?美國應該努力增加中國在IMF和世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中的權力與影響力,使其與美國和歐洲平起平坐。美國、尤其是債臺高築的歐洲,不應繼續在這些機構中掌握否決權——但如果它們繼續擁有否決權,那麼中國也應該有。美國應該積極推動人民幣崛起,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只要中國樂於合作,美國應該暫停TPP和TTIP等歧視性倡議,轉而支持由WTO牽頭的新的自由化倡議。

就維護開放經濟體系而言,中國要做出自己的貢獻,不妨提議大幅擴充IMF的規模,為防範全球經濟衝擊提供集體保障。中國應當致力於發起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不妨稱之為“中國回合”),在這個回合的談判中,中國將建設性地致力於開放其市場,以換取夥伴國家解決中國的某些關切。要使這一切具有可信度,中國就必須願意在國內採取措施,開放金融與外匯市場,並縮減國家資本主義的存在。

美國有什麼理由願意割讓權力?如果中國在現有機構中獲得更大權力,中國就將具有維護這些機構的更大動力。例如,如果人民幣成為一種儲備貨幣,中國就將不願做危及這種地位的事,比如把外國人擋在本國市場門外,或者踐踏產權。如果中國在世行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將不會那麼熱心地構建金磚國家銀行。多邊主義能夠界定正當行為的標準,從而有助於約束中國。在外界對中國施加影響力的底氣趨於枯竭之際,這種軟實力是僅存的少量武器之一。

在國內面對各種緊迫挑戰之際,中國又為何願意承擔額外的責任?因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的再平衡戰略(從高水準的資本投資轉向消費)要求發起新一輪自由化努力,改革國有企業,開放金融市場。這也是外部人士所樂見、開放的貿易體系所需要的局面。同樣,中國通過加強IMF,將獲得防範全球金融不穩定的保障;全球金融不穩定對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將是代價慘重的。

二戰後,美國留下了一個開放、基於規則的多邊經濟體系,即便作為一個首屈一指的強國,它自己並不真正需要這一體系。如今,處於相對衰落的美國,需要把這套體系當作抵擋崛起中的中國的最佳防線。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抵制本能反應,擁抱自身利益——通過放棄部分權力。

本文作者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著有《遮天蔽日: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下》(Eclipse)一書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