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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進美中對話機制?

科特•坎貝爾
世人帶著遺憾告別了令人懷舊的有關俄羅斯的冷戰觀點,也告別了歐洲各國團結一致、實行單一外交政策這一未能成真的夢想。如今,美中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世人帶著遺憾告別了令人懷舊的有關俄羅斯的冷戰觀點,也告別了歐洲各國團結一致、實行單一外交政策這一未能成真的夢想。如今,美中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一關系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被嵌入美國亞洲外交從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無疑問,美中關系將是21世紀的關鍵。隨著中國迎來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領導層,隨著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開始第二個總統任期,當前對美中關系的未來具有決定性意義。雖然兩國均面臨棘手的國內議程,但華盛頓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認識到雙方國際互動的重要性。

目前雙方討論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處商談、如何商談,而不是他們要談什麽。的確,華盛頓權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認為,有幾大關鍵問題需要美中雙方高層的關註,包括朝鮮、伊朗、宏觀經濟政策、市場準入、網絡問題、能源安全以及氣候變化。不過,一些最有意思的決定是關於採用何種機制圍繞這些話題展開對話。眼下,美中之間有著當代一些最繁忙最復雜的外交機制。

在奧巴馬第一屆任期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財政部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每年都與相應級別的中國官員會晤,商討帶有廣泛商業、政治、軍事和戰略意義的話題。美中商貿聯合委員會(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使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其他經濟主管部門的重要官員得以參加討論,圍繞貿易摩擦和知識產權案例展開密集磋商。五角大樓則通過它的各種渠道進行自己的對話,包括防務磋商,這些磋商使雙方能夠展開戰略討論,交換各自在安全領域的看法。上述只是兩國政府在不同級別數十條互動渠道的一小部分。美中領導人還利用多邊峰會和國事訪問的機會舉行大量會晤。這些互動應當繼續下去,但在形式和場合上需要有所創新。

自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時代起,中國便清楚,白宮的大力參與對美中雙邊關系至關重要。去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Tom Donilon)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廣泛會談,並有機會與中方整個即將上任的新領導層見面,以強調奧巴馬總統對於打造堅實、合作的美中關系的承諾。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和之後拜登於2011年回訪中國時,兩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當然,奧巴馬在過去4年內與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舉行過數量堪稱空前的會晤。不過,雙方的交流仍有改進餘地。

以下是值得考慮的幾件事。首先,需要舉行更多的跨部門對話,讓多個機構的官員坐在一起應對復雜問題。例如,要有效解決網絡安全方面的關切,就需要軍方、情報官員和文職的外交政策官員共同磋商。幾乎所有棘手問題(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關部門參與常態化的高層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實具體步驟,而不是只停留在口頭上。雙方需要聯合制定計劃,構建全面合作的習慣。合作事項包括:發展項目、人道主義救援,以及(或許是最重要的)當美國和中國軍隊在近距離執行各自的任務時防範危機。

第三,發揮創造力,設法讓高級領導人有更多時間共同應對21世紀的挑戰。國事訪問程序繁瑣,牽涉過高的成敗負擔,還有太多象徵主義的東西。而利用多邊會議碰頭則往往時間倉促,難以完成任務。或許兩國應該考慮舉行領導人之間的“工作會議”,精簡隨從人員,剔除瑣碎事項。

顯然雙方都希望避免給人以冷戰的形象,但美國和蘇聯曾在幾十年期間因為不便安排互訪,而在馬耳他、維也納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點多次舉行此類會議。兩個最重要國家的領導人總能在地球上找到一個地方,共同商討地球命運和其他大事吧?

本文作者是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年至2013年擔任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譯者/何黎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