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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的開場白

紐約時報中文版
3月17日上午,李克強在接任國務院總理後的首場面向全球的記者見面會上,以一句充滿憲政思想的開場白表達了一個新內閣負責人的政治情懷。他說:“我將忠誠於憲法,忠誠於人民。”他並沒有如他的前任們說到“忠誠於黨”。這不得不令外界有了更多的猜測。人們更多地指向了李克強的法律專業背景——1978年到1982年間,他曾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

3月17日上午,李克強在接任國務院總理後的首場面向全球的記者見面會上,以一句充滿憲政思想的開場白表達了一個新內閣負責人的政治情懷。他說:“我將忠誠於憲法,忠誠於人民。”

他並沒有如他的前任們說到“忠誠於黨”。這不得不令外界有了更多的猜測。人們更多地指向了李克強的法律專業背景——1978年到1982年間,他曾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

而正是在1982年,中國對“憲法”進行了修訂。1982憲法的核心就是用“憲法”與“人民”這兩個關鍵字為執政黨框定了其合法性的政治道路與方法論。

李克強的這個“憲政”開場白,引出了他和幕僚精心準備的、第一次向全球媒體釋放的政治口徑。這個107分鐘的記者會上,有兩個核心詞語勾畫了他的政治願景與方法論:促進“社會公正”是李克強政府所訴求的政治願景,挖掘“改革紅利”則是他的方法論。支持上述政治思想的語境則是“人民利益”。

“改革紅利”實質上就是制度變革的紅利,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能釋放出巨大的制度性改革紅利。

因此,在第一個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關於大部制改革未及理想預期的提問時,李克強使用了經典的制度經濟學概念——“權力尋租”來闡述以削弱政府行政審批權來預防“權力尋租”問題。在一個威權體制下,消除吏治腐敗的歷史方法論一般都會歸結到重典嚴刑,但真正防止腐敗反覆上演的方法論則是以制度安排來取代道德自律。

為此,李克強承諾他的本屆政府任期內會把1700項行政審批減少三分之一,即5年後也許只有1200項左右。這個沒有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行政改革技術性目標其實比道德性政治誓言更有價值。他警告自己的內閣成員,要用“壯士斷腕”的精神推進上述技術性目標的實現。

發言中,李克強用“改革紅利+內需潛力+創新動力”作為持續發展經濟的驅動力。其實這三個驅動力並非三個矩陣式排布。核心關鍵字仍然是挖掘改革紅利,不通過改革挖掘制度紅利,就無法打開內需的大門,也無從提供創新的土壤。

李克強在後面回答中央電視台、新華社記者的問題時,對於在挖掘改革紅利與觸及利益集團矛盾時如何尋找路徑有進一步的表述。這些表述的更明確理論支撐實際上是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的設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發起收入分配改革、執行政府全口徑預算管理、啟動城鎮化。

收入分配改革即藏富於民以減少社會不公。政府的全口徑預算管理看起來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其實是一個政治改革問題,即國家的財政陽光化、透明化。李的前任溫家寶曾在2008年記者會說過一句話: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歷史。財政的全口徑預算正是這樣的一個鬥爭史中官僚制度自律的一個成果。這種制度安排要比審計署查等事後處罰制度更有意義。

“城鎮化”是“城市化”的降級版,這更符合當下中國的國情。也表明李克強及其內閣會更實事求是。“城鎮化”是中國城市與農村二元分立的中間道路。相比於城市化,它更具現實意義,也更容易實現。同時,“城鎮化”也是打開內需的鑰匙。

在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參與全球化的生產而瓦解後,億萬農民工離開了土地,他們需要新的社會身份與社會保障,“城鎮化”符合中國的現實需求,也恰好是防止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病”的良方。今天,在印度、墨西哥等人口大國,離開土地的農民直接進入大城市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與城市問題。“城鎮化”則是一個城市與鄉村的緩衝器,它在村鎮的基礎上完成鄉村的升級,又使中國的傳統村落文化能夠比較完整地得以保留,還可以在基層進行社會改革的成體系探索。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18世紀遊歷了美國後發現,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體承載正在於城鎮。城鎮是實現全民選舉的基礎單元、也是建構新型社會的基礎單元。正如新華社記者向李克強提問的那樣,如何能夠避免土地問題(其語境為胡溫政府時飛漲的房價、野蠻拆遷、不公平的征地等)成為城鎮化的負面效果時,李克強沒有給出明確的描述,但他說這是人的“城鎮化”,潛台詞中國未來的“城鎮化”不會是過去靠行政暴力所主導的“城鎮化”。

不過,筆者認為,如果不能解決好如下三個問題,中國未來的“城鎮化”仍可能會出問題,這三個條件是:城鎮土地制度問題、城鎮的環境問題、城鎮的政治管理創新問題。

在李克強的表述中,有一句話如果能成為他堅守的政治哲學,也許將是這一屆政府給中國留下的一個制度財富,即他在回答《聯合早報》的問題時使用了這樣一個表述: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

中國在經歷了30年經濟改革後,第一句話可以為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經濟官員所理解,但第二句話,無論是對於他的新內閣成員還是中國各地方官員們,都是一個剛剛才開始啟蒙的政治思想。

在威權國家體制下,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只有“國”和“家”這兩層,“社會”始終是一個發育不良的中間體。即使在鄧小平1978年選擇了用經濟體制打開中國封閉的社會時,“社會改革”在中國的官方理論研究與施政方略中還是一個邊緣的概念。中國的學者往往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相提並論,但忽視了這兩個改革中間的過渡——社會改革。在過去的幾年中,新當選國務院副總理的汪洋曾在他主政的廣東省進行了一些社會改革的實踐,如取消民間組織在註冊時的一些限制等。

此次記者會上,外界能解讀出李克強對於“社會改革”的重視不同以往。他在回答《人民日報》記者提問時說,他的施政目標集中在以下三點:持續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顯然,後面兩點涉及到的都是社會改革目標。

“改善民生”之所以屬於社會改革範疇,是因為在當下及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中,為全體國民提供彰顯自信與自尊的教育、醫療、養老這三大基礎保證是社會改革最重要的方向。”社會公正“則是在公民權利上縮小城鄉差別、階層差別、權利差別、體制內外的差別,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對中共來說,在實踐層面認識與研究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也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胡溫執政期期間,“和諧社會”作為一個概念的提出是一種非技術性政治訴求,它在情感上勾畫了一種維穩的政治期望,但並未有明確的實現路徑。而此次李克強強調的“社會公正”則是一個憲政意義上的概念,它以“公正”這一帶有法律意義的界定取代了“和諧”這一充滿政治關懷的詞語。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表述這一概念時說,他希望人人享有公平的機會、各類企業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他將用法制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的方式為社會公正作制度保障。

3月17日標誌習李執政時代正式開始,按照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在2013年第一期《炎黃春秋》上撰文認為,與毛澤東的偉人時代、鄧小平的強人時代、江朱與胡溫的後強人時代不同,習李時代是常人政治時代。常人政治時代的一個特點是神聖政治已經瓦解,制度安排式政治架構的建設對於威權政府更加重要。

在中國已經推進了近35年的改革後,中國人期待中國新一代執政者能夠擺脫政治禁錮,兌現對憲法和人民的承諾。

但是李克強面臨的困難也顯而易見。

中國目前實際上已經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通貨膨脹像一個病人的低燒一樣長期不退,勞動力成本則像高燒一樣居高不下,全國性的房價、教育、醫療成本高漲很難能夠讓民間釋放出足夠的內需動力。“城鎮化”看起來確實是一劑刺激內需的良藥,但“城鎮化”必然倒逼農村土地改革這一政治敏感區。“城鎮化”會涉及龐大的農地流轉,如果權力得不到限制,這將又是一個權力尋租的機會,基層的拆遷與征地也許將比大城市更為野蠻從而激起更大的社會矛盾。

對於李克強來說,壟斷行業改革阻力依然強大。2004年前後開始的“國進民退”經過這些年的進一步布局,央企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未來5-10年要破除壟斷的行業恰恰是國家的核心產業如能源、電信、電力、金融、礦產等行業,這些行業中各種利益盤根錯節,背後都有各自的權力根基,影響政策的能力強大。因此,未來的頂層設計需要的不是技術技巧而是政治勇氣,可以想見,李克強面對的是巨大的挑戰。

王正鵬是財經專欄作家,出版有最新專著《狂飆年代的碎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

引用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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