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位置: 首頁 / 新聞與專欄 / 國外新聞 / 日本應藏富於民

日本應藏富於民

馬丁•沃爾夫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能否帶領日本經濟走出持續20年的不景氣?抑或,“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是否已發起一場貨幣戰爭、增加了日本經濟在惡性通貨膨脹下突然崩潰的風險?應該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真正的風險在於,安倍政府的政策在任何方面都難以產生影響。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馬丁•沃爾夫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能否帶領日本經濟走出持續20年的不景氣?抑或,“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是否已發起一場貨幣戰爭、增加了日本經濟在惡性通貨膨脹下突然崩潰的風險?應該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真正的風險在於,安倍政府的政策在任何方面都難以產生影響。

那麼,什麼是“安倍經濟學”?它包括三個部分:恢復財政刺激、迫使日本央行(BoJ)調高通脹目標、以及結構改革(具體內容仍未確定)。更確切來說,正如摩根大通(JPMorgan)的菅野雅明(Masaaki Kanno)在發表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文章中所說,政府已宣佈一項補充預算案,該預算案將把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提高兩個百分點,2013年赤字占GDP比重可能由此提高至11.5%。另外,日本政府不僅已迫使日本央行答應為赤字提供資金支援,還強迫後者同意將通脹目標定為2%。

這一系列措施能改善日本經濟狀況嗎?如果可以,日本經濟將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日本經濟記錄的4個方面。

首先,日本經歷了長期通縮。儘管自1995年10月起,日本的短期名義利率一直不超過0.5%,但該國GDP平減指數(衡量物價水準的綜合指標)自1997年初至今已累計下降17%。

其次,日本一直維持財政赤字,導致全部政府債務總額的GDP占比從1991年的66%漲至237%,而淨債務的GDP占比從12%漲至135%。

然而,日本政府債券收益率已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7.9%大幅跌至如今的不到1%,這是第三點。

第四,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左,日本經濟的表現一直也不差。去年11月的失業率僅為4.1%。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每小時GDP產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增幅與美國相當,儘管日本與美國的生產力差距已不再縮小。

因此,日本為其他後泡沫時期的高收入經濟體提供了警示,也帶來了鼓舞。一個擁有獨立貨幣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時維持合理的增長、可持續的通縮水平、不斷飆升的公眾債務以及超低的短期和長期利率,這是有可能的。

那麼,危險何在?我認為有兩點,但都不是迫在眉睫的:首先,進一步實現“追趕增長”(catch-up growth,體現追趕效應的增長——譯者注)的機遇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其次,在某些時候,政府的償債成本很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迫使其直接或者間接(通過通脹)違約。這種調整出現得越晚,造成的挑戰就越嚴峻。

財政赤字與通縮長期共存是個難解之謎。標準解釋是,這是由貨幣政策失誤引起的。如果日本央行當初避免了通縮,真實利率可能就是負數,從而會更好地刺激投資和消費。我認同避免通縮是有益的。但我不認為日本的病根是通縮。

那麼病根是什麼?答案是“過高的私人儲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企業總留存收益相對於投資而言的結構性過剩,如倫敦諮詢公司Smithers & Co的安德魯•史密琴斯(Andrew Smithers)所主張的(見圖表)。一旦高投資需求在上世紀80年代消失,為推動戰後“追趕增長”而構建的企業部門就成了需求黑洞。政策制定者的回應是,掀起投資熱潮,這種投資熱潮催生了泡沫,然後又製造出財政赤字。在這兩個階段,資本外流也為供需平衡做出了貢獻。

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後泡沫時期的去杠杆化,可以說,這種政策也使得日元得以維持更低的匯率水準,從而刺激了出口。但這種政策無法促使投資達到足夠消化巨額企業盈餘的水準,原因在於,私人部門的投資水準已經過高。正如史密琴斯所言:“日本投資占GDP的比重比美國高30個百分點,但日本人口在減少,而美國人口在增加。”

鑒於日本經濟存在失衡、以及日本上世紀80年代調整經濟失衡的舉措製造了大量泡沫,日本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可謂卓有成效。但他們所走的道路是不可持續的。那麼,“安倍經濟學”能做些什麼?

首先,日元貶值應該能夠通過促進淨出口幫助經濟發展。沒錯,通過本幣貶值促進本國經濟發展是以鄰為壑的做法。但從總體來看,該政策將促使世界其他地區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而這甚至可能是對世界經濟發展有利的。

其次,通脹預期提高(如果確實發生的話)應該在短期內降低實際利率。這很好。但本幣貶值政策也可能擾亂通脹預期。這就不好了。放在10年前,這種政策可能很有價值。但放在如今,由於背負巨額債務,這種政策雖然沒有喪失其必要性,但面臨的風險已經提高了,尤其是如果這種政策證明貨幣政策完全在政客控制之下的話。

第三,增加財政赤字將在短期內提振需求,這肯定是可取的:去年第三季度,日本經濟產出規模仍比2008年第一季度低2.3%。但增加財政赤字不能糾正日本私人部門的結構性需求疲軟。

那麼還應該採取什麼措施?答案是:實施結構改革,重點解決私人部門需求疲軟問題。必須在保持不同樣減少投資的前提下,降低留存收益。高投資水準也應得到更好的利用。如何降低留存收益?我認為有三種可能途徑:提高工資;通過改革公司治理,強迫企業給股東更高的分紅;最後,改革企業稅制,鼓勵企業把利潤分配給股東,同時幫助政府增加稅收。史密琴斯尤其強調應降低當前過高的貶值撥備,這在企業儲蓄中佔據很大份額。

一項重大危險是,日本將繼續認為,可以通過貨幣和財政調控來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在短期內,調控是必要的。但改善經濟平衡狀況的關鍵在於,從企業寡頭手中拿走大量過剩的利潤,因為事實證明,這些寡頭無法妥善利用這部分利潤。企業財務盈餘最終轉化為龐大的財政負債,因此必須予以削減,從而讓收入到達公眾手中。

譯者/倪衛國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