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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全面復甦的危險之旅

馬丁•沃爾夫
“我們阻止了嚴重衰退,但我們需要避免‘舊病復發’。今年將是決定成敗的一年。”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裡斯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說的話。她這樣說是對的。參加達沃斯論壇的商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專家都鬆了一口氣。這是自2007年以來金融災難第一次沒有成為論壇的焦點。高收入國家的經濟沒有跌下搖搖晃晃的大橋,但這一事實並不能保證經濟會快速回歸增長。這很有可能出現。但目前還不確定。

“我們阻止了嚴重衰退,但我們需要避免‘舊病復發’。今年將是決定成敗的一年。”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裡斯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說的話。她這樣說是對的。參加達沃斯論壇的商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專家都鬆了一口氣。這是自2007年以來金融災難第一次沒有成為論壇的焦點。高收入國家的經濟沒有跌下搖搖晃晃的大橋,但這一事實並不能保證經濟會快速回歸增長。這很有可能出現。但目前還不確定。

信心已有所改善。一個指標是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與隔夜指數掉期利率(OIS)之間的利差,它衡量的是銀行間貸款的違約風險。以歐元和美元計,兩者之間的利差分別下滑至僅僅10個基點和16個基點。此外,股市已從2009年3月的波谷中強勁復蘇,尤其是在美國。脆弱的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券收益率與德國公債的利差大幅縮窄:在意大利,這一利差從2012年7月末的5.3個百分點下滑至2013年1月25日的2.6個百分點;在西班牙,這一利差從6.4個百分點降至3.4個百分點。隨著投資者對主權國家的信心得到改善,他們對銀行的信心也有所增強。(見圖表)

信心改善並不限於高收入國家。在1月的《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中,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觸及新高”;“自(2012年)6月以來,發展中國家債券利差……下滑127個基點”;“自去年6月以來,發展中國家股市上漲12.6%”。所以,這是一種全球性變化。

如何解釋樂觀情緒的日益升溫呢?一個原因是人們擔心的災難——歐元區解體或者美國跌落財政懸崖——得以避免。另外一個原因是危機之後出現了重大調整,尤其是美國,在那裡,私營部門杠桿率和房價經歷了大規模再調整;例如,美國私營部門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回落到了2003年的水平。還有一種解釋則是人們對政策制定者能力的信任日益增強。最重要的是,較長時間以來,各國央行一直利用超級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拉動各自的經濟。4年多來,美聯儲(Fed)的聯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25%,未來還會繼續如此。即便是大型央行中最為謹慎的歐洲央行(ECB)也採取了這樣的寬松政策,在此前任何一個時期,這種政策似乎都是不負責任的,自去年7月以來,利率一直維持在0.75%。

即便如此,未來也絕非一片光明。在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預測中,IMF描繪了一副遠非絢麗的圖景:美國今年將增長2%,日本為1.2%,英國為1.0%,歐元區為-0.2%,不過IMF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預測要樂觀得多,預計增速為5.5%。全球經濟的這種雙速現象仍將存在。

信心增強遲早應會推動經濟增長,但只有在信心能夠保持下去的情況下才會如此。問題是信心是否會保持下去。關於這一點,我們既有理由悲觀,也有理由樂觀。

令人感到悲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高收入國家仍陷於“抑制型蕭條”(contained depression)。長期的超寬松貨幣政策(既包括處於異常低位的利率,也包括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大規模擴張)就反映了這點。另一個原因是許多高收入國家都背負著大規模財政赤字。還有一個原因是盡管政策扶持力度很大,但經濟仍顯疲弱。

在前六大高收入國家中,只有美國和德國去年第三季度的產出超出危機前的峰值水平,即便在那時,經濟增速也很低,美國和德國分別為2.5%和2%。法國、日本、英國和意大利的產出均低於危機前的峰值水平。法國和英國的產出停滯不前,日本產出不穩定,意大利則是急速下滑。這真是一幅慘淡的畫面。

在歐元區,通過爭取德國對主權債券購買計劃的支持,歐洲央行成功消除了歐元區解體的尾部風險。歐洲央行未開一槍,就取得了勝利。但如果它不得不開槍的話,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不得而知。歐洲央行可能會被迫履行其購買主權債券的承諾。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麽,尤其是在預計各國不會遵守獲得支持的相關條件的情況下。

此外,人們也可能會設想,財政和貨幣政策管理方面會出現哪些大問題。危險在於過早或過晚採取緊縮政策:過快緊縮,復蘇就可能會夭折;過晚緊縮,通脹預期可能再次出現。

一些人辯稱,通脹飆升的風險已近在眼前。如今,藉著“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日本已加入這場聚會,因此這種風險似乎更大了。這些目前看來錯誤的預言是否會被證明是正確的呢?對此我感到懷疑,我更擔心過早緊縮。但其中存在著巨大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成功管理這些風險的能力值得懷疑,針對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下任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達沃斯小組討論會發表的意見,加文•戴維斯(Gavyn Davies)就指出了這一點。

但我們也有理由對未來感到樂觀。新興經濟體盡管存在一些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也顯示出了持久的活力。隨著再平衡過程的出現以及能源革命的掀起,美國的經濟表現可能給人們帶來驚喜。日本或許有望擺脫通縮加停滯的困境。最後,私人資本回歸歐元區外圍國家可能啟動信心和支出相互促進的良性上行螺旋。對所有國家來說,成功的關鍵將是退出非常規政策的時機選擇。

政策制定者做出了成功的回應。就歐元區來說,他們的回應差一點就過遲了。但最終,歐洲央行做出了採取行動的承諾。事實證明,迄今為止,這一承諾非常有效。使經濟回歸持續增長的機會正在浮現,尤其是在歐洲。從財政和貨幣政策上為經濟提供強大支持仍至關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繼續努力,一年後,全球距離全面復蘇可能會近得多。

譯者/梁艷裳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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