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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國改革最後窗口

徐瑾
2013年經濟如何走? 201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去庫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經濟復蘇期,進入短庫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項經濟指標應該不會差。這從近期經濟數據可見一斑,中國12月匯豐製造業PMI預覽值為50.9,上月終值為50.5,創下14個月最高水準,這表示經濟步入恢復,製造業活動在進一步擴張。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國的歷法,是年天乾為水,地支為火,意味動盪與變化。

回望2012,究竟發生了什麽?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但2012年大眾顯然更偏好宏大敘事,學者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長率的爭論熱鬧一整年。對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經濟乾坤顯得少人關註,雖然官方開年伊始就確定不再“保8”,將全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7.5%。

盡管如此,當2012年第二季度出現7.6%的增長,三年來首次低於8%的數據,卻引發業界關於經濟硬著陸的擔憂。隨後PMI與進出口等數據相繼步入年內低谷,甚至引發再來一次四萬億刺激的判斷。

如今來看,不少機構預測略輸準頭,即使世界銀行也剛剛調整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期,由年中8.2%調低至7.7%。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雖有遠慮,但近憂可解,2012經濟在第三季度末觸底回升,具體可以參見筆者以往專欄《中國經濟政策的教訓》《7.6%發出了什麽信號?》

2013年經濟如何走? 201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去庫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經濟復蘇期,進入短庫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項經濟指標應該不會差。這從近期經濟數據可見一斑,中國12月匯豐製造業PMI預覽值為50.9,上月終值為50.5,創下14個月最高水準,這表示經濟步入恢復,製造業活動在進一步擴張。

展望2013全年,經濟增速將溫和回升,同時通貨膨脹也維持溫和,對於經濟業者,這幾乎算是一個好年景。但是值得註意的是,這可能是我們安享的最後的“黃金時間”,將要用盡過去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入世紅利的最後剩餘價值。如果無所作為,2013將是我們未來頗為值得懷念的“美好舊時代”。

更具有歷史視野地考察,中國經濟當前狀態幾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覺良好”:相對高增長伴隨相對低通脹,但是這一狀態註定不能持久。未來中國,不僅應該習慣低於8%的常規狀態,而且應該習慣將增長果實更多反饋民眾。

從2011年末以來,中國消費對於增長貢獻開始超過投資,但按照官方數據,中國當前個人消費僅占GDP的35%左右,仍低於其他類似國家水平。以往以投資拉動的增長,事實是一種對於人民福利的擠壓,也就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中,象徵投資的“大炮”太多而象徵消費的“黃油”太少。

提升消費回饋公眾,並不僅僅是正義的體現,更是符合經濟轉型與效率的必然路徑。正如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言,歐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於六個制度優勢:競爭、科學、私有產權、醫藥、工作倫理以及消費。其中的產權可謂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權利共享的基礎;而消費則還原了工人作為消費者的本性,也間接刺激新一輪的生產。“資本家理解馬克思忽視了的東西: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試圖把他們的工資壓到僅夠維持生存是不合邏輯的。”

當前中國,最可與之比擬當屬舊日蘇聯的輝煌時刻,但是國強並不等於民富。即使當時的蘇聯俾倪歐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針見血的點評:整個冷戰中的最大困惑或許是,蘇聯為什麽不能生產一條優質的藍色牛仔褲?盡管蘇聯能生產戰鬥機和氫彈,但他們的牛仔褲卻很糟。

沒有消費的支撐,再多摩天大樓也不過是鋼筋水泥森林而已,經濟轉型也是水中望月。經濟必須能夠回饋民眾,藏富於民的本質是放開管制,無論對於民企還是民眾,如此才能充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構成中國社會良性轉型的基礎與可能。

老話說,歷史往往會發生驚人的重復,第一次是以喜劇面目,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雖然中國人沒在2012年12月21日等來瑪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卻中見證了高層人事的變動。伴隨著微博新媒體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對放鬆,以往幽微曖昧的權力政治,某種意義上以全民窺探的形式再現,日漸有演變為一場熱門戲劇的趨勢。

然而,這未必是壞事,我們離文革的距離也沒有我們想得那麽遠,“去魅化”本就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即使官方新華社,近期也破例刊發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紹七常委從政歷程以及相關言論,而常委們的家庭以及財產情況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將告一段落,所謂“新政”,能否落實?2013年,會好麽?筆者希望,2013年能成為期待之年,全面重啟改革之年。

值得重視的是,2013年是必須珍視的寶貴時間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系統化的全面改革應該重啟。例如,在城鎮化的口號之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薦釐清市場與政府邊界的戰略任務;例如,推動意義重大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推動服務型政府轉型;再例如,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強化對債務風險的控制,其中的重點是對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債務風險的控制,等等。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些年一直為此呼籲,他的新著《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亦是重復強調“重啟改革”。他認為中國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中共“十八大”報告講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麽,中國還有什麽路?吳敬璉斷言未來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乾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其二,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乾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這是兩條擺在中國面前的靜靜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條,把一條留給下次,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歲末總有幾分願景。幸好,魯迅還說過,“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引用來源: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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