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位置: 首頁 / 新聞與專欄 / 國外新聞 / 福山:保守主義須重視政府作用

福山:保守主義須重視政府作用

福山
主張政府強大的保守主義的復興,將對外交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它將意味繼續對美國軍力進行投資並參與世界事務,維持有利於美國利益的實力平衡。然而這種立場與精心管理國家實力是一致的:它將把重建經濟視為長期而言重新彰顯軍力的前提條件,而不是通過代價高昂的戰爭來破壞美國的財政狀況。

 

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弗朗西斯•福山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接到為這個關於保守主義未來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請時,我有些猶豫,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種新形式的保守主義,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我們在超過一代人的時期一直處於保守主義思想的支配之下,保守主義幾乎沒有受到什麽強有力的挑戰。在金融危機爆發和嚴重不平等現象加劇之後,左翼民粹主義理應迅猛發展。然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某些最為活躍的民粹主義者站在右翼陣營。出現這種情況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點無疑是,世界各地的公眾不相信左翼有本事針對當前問題拿出可信的解決方案。
法國社會黨(Socialist)和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Syriza)的興起並未掩蓋上述事實;兩黨都代表著大倒退,屬於日趨沒落的左翼陣營,很快就不得不面對各自國家可怕的財政局面。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左翼政黨,即能夠在不影響經濟增長或長期財政健康的情況下,阻止富裕世界中產階級職位的流失,並採用各種再分配手段遏止收入下降。
但如果你不能依靠左翼解決問題,或許你可以指望右翼解決問題。一個未來的美國保守主義模式早已擺在那兒: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傳統的復興——一個是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強大但有限的政府,另一個是為了實現國家復興而使用政府力量。這種保守主義謀求推動的原則是私有產權和競爭性的市場經濟、財政責任、建立在國家和國家利益(而非某些全球國際化理想)基礎之上的民族認同感和外交政策。但它將會把政府視為這些目標的促成者,而非障礙。
不信任政府權力當然是美國“例外論”(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的關鍵要素。然而,當代右翼將這種不信任發揮到了荒唐的極致,不僅尋求將時鐘撥回到羅斯福“新政”(New Deal)之前,而且還要退回到20世紀伊始的進步時代之前。共和黨忽視了有限政府與軟弱政府之間的差別,這體現在幾方面:共和黨有意削減監管部門和國稅局(IRS)的執法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稅收,以及未能看到政府以外的強大機構也可能對自由主義構成威脅。
新的保守主義或許可以從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任期獲得靈感。與當前一樣,19世紀末的美國資本主義催生了新的強大的利益集團,尤其是與農場主、發貨人甚至自己的工人發生激烈沖突的鐵路和石油利益集團。羅斯福認為,任何私人利益集團都不應比美國政府更強大,並開始通過打擊北方證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和其他壟斷企業來保證這一點。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羅斯福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擔任總統,他將不會對《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 Act)那樣的監管大雜燴感到滿意,而是會設法將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拆分為幾個更小的機構,在這些機構過度冒險的時候,就可以放心地讓它們破產。如果新保守主義能夠挫掉華爾街的傲氣,那麽它在對付左翼的公共部門工會和其它利益集團時,可信度就會大得多,就像羅斯福當年所做的那樣。
如果當代保守主義者能夠在意識形態上剋服對政府的厭惡,他們就會認識到,美國政府不僅有必要存在,而且還很有必要進行改革(而不是廢除)。私人部門的企業近幾十年來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了管理層級扁平化,提高了員工隊伍技能,並且不斷試驗新的組織形式。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似乎囿於19世紀末那種循規蹈矩、等級森嚴的官僚模式。它需要變得更小一些,但也要變得更強大和更有效。這一切不會實現——除非人們將公共服務視為一種使命召喚,而不是一種被人看不起的職業,只適合那些無法在私人部門立足的人。就這一點而言,保守主義者具有優勢,因為他們可以號召人們為了美利堅民族(而非抽象的理想)而擔任公職。
主張政府強大的保守主義的復興,將對外交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它將意味著繼續對美國軍力進行投資,並參與世界事務,維持有利於美國利益的實力平衡。然而,這種立場與精心管理國家實力是一致的:它將把重建經濟視為長期而言重新彰顯軍力的前提條件,而不是通過代價高昂的戰爭來破壞美國的財政狀況。
要想復興漢密爾頓-羅斯福保守主義,就需要拋棄自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臺以來鼓舞右翼人士的許多思想,比如,只要赤字意味著低稅收,就願意忍受。但盡管這種較老的傳統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歐洲的某些保守主義思潮,但它在深層次上也是美國的思想。
漢密爾頓和羅斯福兩人都強烈相信美國政體的例外性,也堅信進步思想。漢密爾頓預計,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將是創建一個全國性的市場和以製造業為本的經濟的必要條件。羅斯福明白,工業經濟釋放出有必要加以遏制的力量。他們將國家實力視為實現目的的工具,視為某種需要培育和創建的東西,而不是把它妖魔化,視其為某種需要溺死在浴缸里的東西。
本文作者是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
譯者/鄒策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