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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克魯格曼共進午餐

馬丁·沃爾夫
我們短暫討論了宏觀經濟學的未來:他把希望寄托在從事實證工作的較年輕經濟學家身上。“一些年輕人正在做一些真正出色的研究。多數都很出色,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但真正推動前沿的是實證工作。”



我走進位於紐約哥倫布環島時代華納中心(Time Warner Center)的餐廳Landmarc,我約好在這里與2008年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和國際事務教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自由主義觀點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一起吃午餐。我對於這家小酒館風格的餐廳一無所知,我的客人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他剛剛完成一次電視採訪,來這里比較方便。這家餐廳冷冰冰的,而且這頓午餐時間稍晚(下午2點),餐廳里開始變得冷清了。

59歲的克魯格曼,是美國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專欄作家,他的衣服皺皺巴巴的,一副教授的模樣,他坐在餐廳中間的一張小桌前,在筆記本電腦上工作。那天是周四,他在寫他的專欄。我問他,這次寫什麽?“歐洲,”他回答,“部分原因是現在那裡正值緊要關頭,還有部分原因是我有點忙不過來,而這個話題是我有準備的。因此我打算寫這個。”我理解忙不過來的感覺:克魯格曼每周寫兩篇專欄,定期在博客上發帖,撰寫暢銷書,還要教書。

於是我問,這篇專欄的論點會不會是,對於歐元區而言,“一切都完了”?

“不。我不認為他們救得了希臘,但他們仍可以拯救其它國家——如果他們願意提供無限度的融資和宏觀經濟擴張的話。”但這將意味著說服德國人改變他們的經濟生活哲學。“嗯,被絞死的可能性會讓人清醒;歐元崩潰的可能性或許會讓他們清醒。”

我換了一個話題,問他是如何應對自己身份轉變的,即從基本上是一位學術型經濟學家,轉變為自由主義事業的領先發言人。這種轉變是怎麽發生的?“哦,很有趣,”他回答,“我當時為《Slate》寫專欄,接著為《財富》(Fortune)寫點東西,在雜志的最後幾頁,後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向我發出了邀請。那是在1999年。當時雙方都認為,我會寫一些關於互聯網公司愚蠢行為之類的文章,結果證明,這是一份更為可怕和不吉祥的職責,與我當初的設想相差甚遠。”

“實際上,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第一個任期是一段困難時期,當時似乎整個世界都瘋了,唯我獨醒,或者正相反,現在輕鬆些了。

“然而,我不得不說,這場經濟危機印證了我在大約15年前擔心的一些事。確定要說些什麽相當容易,容易得幾乎令人震驚。但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這根本不是我當初設想的人生道路。”

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切入主題。談話轉向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危機。我提出,回過頭去看,日本人似乎相當好地應對了危機的後果。

他同意這點。“我們曾經認為,日本是一個警示。到頭來,日本幾乎成了一個模範。他們從未經歷我們所遭遇的那種嚴重滑坡。在我們所稱的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多數時間,他們成功提高了人均收入。我常說的一個笑話是,我們這些在12年前曾對日本感到擔憂的人,應該去一趟東京,向天皇道歉。我們的表現比他們最黑暗的時期還要糟糕。當人們問:我們會不會變成日本?我回答:我巴不得我們變成日本。”

這時,我們開始點菜了:克魯格曼點了尼斯沙拉;我點了鵝肝醬;還有一瓶發泡礦泉水。這肯定趕不上某些FT採訪午餐的美食標準。

我回到了我們的討論。我問,他是不是對普林斯頓前同事、美聯儲(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有點不公平?畢竟,伯南克使美國避免陷入通縮。克魯格曼的回答脫口而出:“我們擔心通縮,並不是因為小負數(而非小正數)的通脹對世界意義重大。我們擔心通縮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原因。我們也許沒有陷入通縮,但我們仍面對一個持續低迷的經濟。因此這有多大意義?”

我提出,但是,美聯儲通過迅速降息和避免通縮,難道沒有帶來負的實際利率嗎?這促使克魯格曼少見地表示贊許:“實際上,我對截至2009年某一時間點的貨幣政策沒什麽抱怨。我認為,本(伯南克)做出了激進且有力的回應,這是正確的。他推出了最初的定量寬松政策進行乾預,穩定了經濟。”

“問題是,當我們看上去變得越來越像日本時,他做了什麽?在這個問題上,邏輯告訴我們,你必須設法獲得一些勢頭。財政政策或許不錯。但如果您得不到財政政策的支持,美聯儲方面應當有所作為,我認為,這個邏輯一年比一年明顯。遺憾的是,美聯儲基本上推卸了把我們拉出低迷的職責。”

“我希望有一天,本•伯南克和(美聯儲副主席)詹尼特•耶倫(Janet Yellen)會認為,我幫了他們一個忙。那些支持硬通貨的人一直在冷言冷語,需要有人站出來說;‘其實不是這樣,如果我們真正現實地考慮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你們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我問,如果是他負責的話,他會怎麽做?他表示,他會購買更大範圍的資產,包括更多私營部門債務,從而讓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再擴大2萬億美元。“但最主要的是,”他繼續說道,“你是在試圖影響人們的預期。我認為,最主要的是,你真正需要做的是發出信號表明,你會把腳踩在油門上。”

他相信,即便人們不確定美聯儲是否會說到做到,也沒什麽關系。只要他們相信,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那就夠了。“因此,如果本•伯南克發表一份聲明,或者美聯儲發表一份聲明,表示我們正重新考慮我們對通脹目標的看法,即便我們沒有得到可信的承諾,比如說他們將在5年期間實現3.7%的年度通脹率,這仍是一種幫助。”

在他的新書《馬上結束這場蕭條!》(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克魯格曼對當代宏觀經濟理論不以為然。他還批評了政策可信度很重要的說法。對於這一點,他表示:“可信性聽上去不錯,但表明反通脹可信度在現實世界中真的很重要的證據基本為零。”

我們自然而然地轉向眼下的頭號話題。他會得出結論認為,歐洲貨幣聯盟是一個錯誤嗎?“是的,我認為,我們一直在問這場危機是誰的錯?我認為,這基本上是命中註定的,從主條約簽署那天起就是這樣。現在,我想如果調高通脹目標的話,或許還有救,相對於財政聯盟,這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次優選擇。但是,這個安排確實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行的。”

“有意思的是,歐元自己製造了不對稱沖擊,現在這些沖擊正(通過其帶來的資本流動)摧毀它。歐洲人不僅創造了某種無法應對沖擊的東西,而且這種創造還帶來了正在毀滅它的沖擊。”

到這時,我早已吃完我的那份鵝肝醬。我總是吃得很快。但克魯格曼的沙拉吃的非常慢,因為他要邊說邊吃。他不得不幾次揮手示意服務員離開。餐廳現在真的相當冷清了。在盤子終於端走後,我點了雙份意式濃縮咖啡,他點了一份普通的濾紙沖泡咖啡。

我們短暫討論了宏觀經濟學的未來:他把希望寄托在從事實證工作的較年輕經濟學家身上。“一些年輕人正在做一些真正出色的研究。多數都很出色,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但真正推動前沿的是實證工作。”克魯格曼指出,聲望頗高、面向40歲以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1991年獲得該獎)的貝茨•克拉克獎(Bates Clark Medal)“絕大多數頒給了做實證工作的人。我認為,長期來說(如果有長期的話)這是一種對經濟學的救贖,因為現在情況非常糟”。

我們談到了他對美國政治的看法。他對目前局勢如何解讀?

他回答,“有兩點確實似乎在發生作用。一是金錢。有些智庫其實沒有做很多思考,卻有大筆經費……如果你回過頭去看看他們所說的,你會發現很多說法好玩,他們曾把冰島稱為榜樣,或者吹捧愛爾蘭體制的奇跡,這些都很可笑。”

“還有就是硬通貨、金本位之類的吸引力的問題,這一直是有吸引力的,但現在似乎吸引力更大。像我這樣的人一直更接近於正確預測通脹和利率,我原本認為,這一事實將促使很多人認為,或許他們的成見是不對的。”但並非如此。

我問他,對於持他這種政治觀點的人未能理直氣壯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是否感到沮喪?我指出,畢竟,在聯邦稅收比率處於極低水平、近年收入分配格局出現巨大變化之際,他肯定對人們願意接受大幅削減權益支出(而非增稅)的必要性感到失望。克魯格曼是否認為,這一切都關乎金錢?

“這些事情總是非常復雜,但其中一些關乎金錢。看吧,即便是一點點溫和的批評,就讓奧巴馬喪失了華爾街的一個巨大資金來源。你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功之處:他們玩的是長期游戲。他們用40多年的時間培養這種觀念:‘政府是壞的’或者‘稅收是壞的’。”

但他繼續說道:“現在出現了一種有組織的觀念進步的基礎設施,這在過去是沒有的。與另一方相比,它規模很小且資金不足,但實際上它更聰明。我個人確實認為,盡管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政策,但有人正在傾聽我的聲音,即使在兩年前情況都不是這樣的。”

那麽克魯格曼如何應對他招致的憎恨?“2002年至2004年是最糟糕的時期,主要與經濟學無關,而是當時差不多只有我一個人在說,我們是在謊言的欺騙下開戰的。但你確實需要變得厚臉皮。我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這種態度:如果我沒有讓很多人歇斯底裡地反擊的話,那麽我這篇專欄或許就白寫了。”

“我從事這行已經很長時間了,一開始確實讓人震驚。但最後你就適應了。我想它嚇跑了很多人。我認為,很多記者在第一次對右翼正統學說發表一些即便是溫和的批評言論時,也會遭到這種炮轟,然後他們就再沒寫過。此後他們就怕了。但我早就過了那個階段。”

我問起他那有力且挑釁性的風格。他是有意如此嗎?“我為《Slate》撰稿時已經這樣了,因此我學到了一些,但這里(為《紐約時報》寫專欄)要求更高。抓住讀者的註意力需要技巧,讓那些本能地認為經濟學枯燥的人真正閱讀你的文章。”

我說,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量的,尤其是他的博客的數量。顯然,克魯格曼比多數人手快,但他如何安排時間做其它事呢?

“我仍在教書。我很可能每周工作70小時,但不是一周100小時。但我確實很快。事實證明,在新聞業,我寫稿的速度超過任何人,這很有意思。”

克魯格曼以不願接受針對高失業率的結構性解釋而聞名。但他如何看待這一觀點,即西方經濟正危險地沉迷於金融和資產價格“泡沫”?他反問我,看沒看過諷刺雜志《洋蔥》(The Onion)?“早期他們曾想出一個絕對精彩的標題:‘受到衰退蹂躪的國家需要新的泡沫以便投資’。”

那麽他的新書賣得如何?“還不錯,很有趣。我們在美國排在暢銷書之列。但在歐洲更為搶手。我們在西班牙已經第四次印刷,好像他們還將在馬德里的公交車車身上打廣告。”

這讓我們的話題回到了歐元區危機。我說道,德國人現在不得不做出選擇:一方面是對他們視為無賴的國家進行永久紓困,另一方面是讓歐元區解體,引發一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亂局。我為他們感到難過。

他回應說:“我記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上有一篇幽默專欄,大概是在1992年左右,內容是關於將布克獎(Booker Prize)授予《馬斯特裡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稱其為一部採用嚴格條約形式的後現代小說的決定。在整篇‘小說’中,人們會隱約感覺到動機不明的強大力量。這些力量是什麽,他們想要什麽?我們無從知曉。”

“那是一篇絕好的諷刺。”

咖啡喝完了。我們走出空無一人的餐廳,克魯格曼要返回普林斯頓大學和他的專欄,我要回到英國《金融時報》的紐約辦公室。危機還在繼續。他是一位被保守者憎惡、受自由派歡迎的評論者。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任何事。一位曾經贏得諾貝爾獎的經濟理論學家,甚至可以變成該國最具爭議的專欄作家。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梁艷裳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