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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景氣兩極,應採多元基本工資調幅

明年基本工資是否調升,為各方所矚目,勞動部將於九月中旬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綜合當前國內總體經濟情勢,並聽取各方意見做出判斷。然而,近年來產業景氣日趨兩極,不論產業榮枯而採齊一的調升方式,已然不合時宜。

近年半導體等電子資訊產業景氣如日中天,以今年前七個月的生產指數觀察,積體電路、液晶面板等業的年增率皆逾20%,而成衣服飾、食品、藥品、石油及煤製品等業依舊低緩,另外,服務業受這一波疫情衝擊,零售、住宿、餐飲、旅行業、幼兒園、補習班等業,非僅營收下滑,工時銳減,臨時性失業人口也大幅升高。

在如此兩極化的產業景氣之下,基本工資提高3%對景氣好的產業,那是易如反掌,不過,對於已陷入困境的業者而言,那真是舉步維艱,用齊一的標準來訂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於當前的台灣自非所宜。

二十年前台灣各產業景氣,彼此相去不遠,因此以同一標準來訂基本工資的調升幅度,有其合理性,然而近些年台灣產業發展已出現很大的差異性,如果還是採行單一調幅,不管產業的發展特性,不論產業的景氣榮枯,這樣訂出來的基本工資調幅,非僅幫不了勞工,還可能陷企業於兩難,終致歇業,而一旦僱主歇業,勞工非僅薪資調升不了,恐怕連工作都不保。

我們看今年五月以來,在疫情三級警戒的管制下,出口固然暢旺,但許多服務業活動無法進行,因業務緊縮而失業的人口由12萬人倍增至25萬人,而周工時減至35小時以下者更由20萬人急升至近百萬人,這說明只要景氣不佳,政府一個政策出台,其產生的作用是巨大而迅速的,這一波是出於防疫,有不得不然的理由,而基本工資的調升則不然,在考慮調升與否時,自應依不同產業的處境,分別考量才是上策,如此才能讓勞工與業者雙贏。

據本報日前報導,對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在即,各業的看法並不相同,工總認為製造業現階段最大的問題是缺工、缺料、缺疫苗而不是基本工資,因此對於基本工資是否調升不表示意見,但商總理事長許舒博則直言:「當前服務業生存都有困難了,還要求調升薪資,無疑是雪上加霜,只會造成更大的失業潮,創造更多的無薪假人數。」至於工商協進會,由於會員有製造業,也有服務業,因此理事長林伯豐主張,如果政府要齊頭式調升基本工資,則在勞保負擔上政府應多承擔一些,企業、勞工、政府的勞保負擔比應由7:2:1,調整為6:2:2,並且讓基本工資與外勞薪資脫鉤。

很明顯,大家都看出問題所在,就是各類產業的情況不同,不宜根據總體數據做為調升的參考,因為總體數據都是平均的概念,部分產業的高成長可以掩蓋部分產業的蕭條,如此齊一式的調升基本工資,對繁榮的廠商太輕,對蕭條的業者太重,實在不合邏輯。這原本是個德政,該讓業者柳岸花明,勞工滿心歡喜,結果反倒使得業者山窮水盡,勞工飯碗不保,德政變成如此,已違背基本工資的政策初心,自應加以檢討。

事實上,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國家裡,雖然也有像我國一樣採行「單一最低工資(基本工資)」者,但也有很多國家採行「多元最低工資制度」以讓基本工資的美意能真正落實,例如法國、義大利、加拿大以職業別來訂最低工資,日本、南非、瑞士及奧地利則是以產業別訂定最低工資,另外,英國還依據年齡別訂定最低工資,這些國家循產業別、職業別或年齡別來訂最低工資,也許行政程序上要多花些工夫,但如此所訂出來的基本工資,才能貼近實況而讓產業與勞工雙贏。

亞當斯密向來主張自由經濟,要政府儘量減少干預,但在工資這件事上,他認為大環境對勞方不利,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邊,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至於工資該如何調升?他認為,這應該取決於一國的國富(national wealth),也就是資本與所得,只要一國的國富能持續成長,他相信工資也將隨之提高。

我們從亞當斯密的主張裡可以看出,政府是應該關照基本工資這件事,以免勞工遭到不合理的對待,這雖是兩百多年前的主張,於今天依然適用。然而,究竟要如何關照,不同的產業到底該齊一式調整,或者依產業、職業特性多元調整?由於亞當斯密所處的十八世紀英國,產業發展不像今天這麼多元,並未多加申論,不過,如果他身處於今天的台灣,看到兩極的產業景氣,他大概也會主張實施多元最低工資制度才是。

為此,我們籲請政府在基本工資調整這件事上,毋須因循傳統的作法,要多想想怎麼作對勞工才是最有利,以此而言,多元最低工資制度應該是更好的選項。

引用來源: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