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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余英時院士演講:人文與民主

回顧2008年6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和中央大學共同設立「余紀忠講座」,這也是國內首度以報人身分設立的學術講座,首度登場就邀請國際知名學人余英時和楊振寧來台演講,由於兩人分別是人文和科學領域的大師,全場吸引數百位學子聆聽,現場座無虛席。

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

我很不敢當,接受這樣高榮譽的講座。我之所以敢冒昧接受這個邀請,主要是基於我對於余紀忠先生的尊重。1946年,我才16歲,在瀋陽我就認識余先生了,他跟我父親是朋友,所以他是我的父執輩。後來種種戰亂,我們沒有機會聚會,直到八○年代從海外回到台北,才有機會跟故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會面。

我那時非常佩服他的精神,他的精神主要表現在兩點,這就是我選擇今天講題的原因,第一就是追求民主在中國的實現,這是當時《中國時報》很重要的任務,為了這個理想,他前後召集了許多學術會議,大家一塊來討論,包括種種議題,比如現代化的問題、民主在中國採取什麼形式的問題,這樣的討論非常多,我也參加過若干次。另外一方面,余先生關心中國的文化,尤其關心世界文化、西方文化傳到中國之後,這兩個文化激盪之下產生什麼局面。在思想領域,《中國時報》副刊在當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稍懂80年代90年代歷史的人,大概都清楚的。

我沒有在台灣長住過,最多1個月,我對台灣情況不能說十分了解,不過因為跟余紀忠先生的關係,我很了解到台灣知識人、一般的人都非常熱烈追求民主,希望終結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終結當時的戒嚴法,能夠造成一個非常開放的現代社會。這個理想在台灣早就有人提出了,如果你們有記憶的話,1949年,一群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創辦的《自由中國》,就是鼓吹民主在中國的實現,這個鼓吹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可以說造成台灣民主化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不能說是唯一的因素,還有社會的、文化的等其他種種的因素。

當時,我們覺得台灣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在這個自由民主社會裡面,至少人們可以感到安全,法律可以保障你的基本權利。在此理念之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到一般社會上,都有這樣強烈的追求。這一點,我雖然沒有在台灣住,但是我的感受是很親切的,很受感動的。因此我也參加過,在後面作一種搖旗吶喊的工作。

民主追求到今天有這樣的成績,在我看來是非常值得令人驚異的,這是40年前、50年前根本不敢想像的。胡適當時說希望民主有一天在中國實現,直接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選出總統、選出執政者,只有這樣一個選舉過程中,轉移政權才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才可以說和平的轉移,雞犬不驚。這情況是中國讀書人一向追求的目標。

中國歷史有許許多多的好處,也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佩服的地方,可是有一個問題大家都公認的,中國不論是儒家、道家或是佛教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怎麼樣使政權的轉移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由於過去我們只有一個方式結束一個政權,那就是暴力的革命,用武力來推翻。王朝的興衰,最後是決定於武力,避不開殺人流血,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大的悲劇。

清朝末年,中國的讀書人,比如說幫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五經的王韜,上海蘇州人,他到香港逃難,被理雅各所吸收,讓他翻譯中國的經典,因此有機會到英國去,看到英國的政治、法律種種情況,非常羨慕,那大約是1870年代的事。他在許多文章中表示,西方的政治幾乎就像是中國傳說中的三代,可見得欣賞西方民主政治的,並不是所謂激進化的學者,而是受傳統教育很深的。同樣的人還很多,出使英國、義大利和法國的公使薛福成,年齡比王韜小幾歲,他在歐洲到處訪問,聽到美國許多傳說,在他看來美國好像就是中國的堯舜時代。也就是說,他們想像中的西方政治,用和平、民主方式建立一個政權,然後又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轉移政權,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此外還有許多人,包括郭嵩燾,還有翻譯許多英國著作的嚴復,這些人看到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後印象相當深刻,譬如說,英國法庭上已經不許用毒打毒刑來招取口供,這口供是不合法的。這一類觀察對傳統讀書人是很重要的,他們多少覺得這是中國過去理想中有過的,但是沒有實現。

康有為後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稱之為民主,那就是堯舜時代,那是最好的時代;第二階段是以周文王為主,是君臣共治的時代,君跟老百姓一起治理國家,相當於西方英國的君主立憲;最壞的一種,就是秦以後的專制,皇帝專制了。可以很明顯的,康有為心裡的民主也是跟堯舜放一起的。

康有為本身也受過王韜、郭嵩燾的影響,中國儒家傳統裡面一樣有許多因子,可以吸引許多關於民主的嚮往。早期擁護西方民主制度,幾乎都是儒家知識人,是在儒家受教育的人,一直到五四都是如此。清朝末年兩位經學大師,一位是康有為,他是今文學派的專家,他主張的是君主立憲,其實也是一種民主方式,根據蕭公權先生晚年的研究,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是一種真民主,不是假的;另外一位經學大師是章太炎,他是古文學家。經學上,章太炎和康有為是針鋒相對,是政敵,章太炎主張共和,雖然不是百分之百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很明顯主張一種有個性、發揮自由的社會。所以,當時對西方民主社會或是自由主義社會的體制發生嚮往的,有很多是受儒家影響的。

一般的論斷,西方講民主第三波、文明衝突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說儒家文化不適於民主。他有他的論證,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儒家的論證中找到儒家講上下之分的、尊卑之別的,那些是阻礙民主發展的。但是也不能忘記,儒家是複雜得不得了的一個傳統,其中也有許多有益於民主制度建立的因素,胡適在美國講中國民主歷史的基礎,也提到中國有許多好的傳統,可以和民主制度配合的。所以,我們不可一口咬定儒家文化一定不能建立民主制度。

台灣的情況,我認為做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中國這個大地上,第一次用全民選舉選出一個政府來,是在台灣發生的,而且這個選舉已經進行過好多次,原來大有權威的政黨被選掉,新的政黨執政,而且再度當選,現在又輪到舊的政黨整理以後又重新回頭,這就表示一個民主制度基本上建立了。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你要知道。香港也可以做到這些,但是香港沒有辦法實行民主選舉。

大陸現在還沒有人談這個問題,包括地方的選舉都是問題重重的。可見選舉在中國能建立是很不容易的,為什麼台灣可以做到這一點?香港如果不是環境特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我有一種觀察,這個觀察不是全面的,只是一部份的,就是說中國文化在台灣、香港地區,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摧殘。你去算,香港割讓是在1842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人是在1895年,遠在辛亥革命以前。換句話說,這兩個地區變成殖民地,當然是中國人的一種恥辱,是很遺憾的事情,但是這裡面有一種意想不到的發展,反而使它僥倖脫過中國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暴力革命的摧殘,所以它的社會有很多的變化,台灣的社會也不是簡單的中國社會,它是中國傳來的,但經過很多變化。香港也是如此。變化儘管變化,但是基本的民間風俗習慣是延續性的,沒有中斷過,沒有經過暴力強迫的打碎、打爛,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這是因素之一,使得民主的建立成為可能。我不是說這是充足的、完整的條件,但是是重要的條件之一。

中國文化跟民主沒有像大家想像那樣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佈、慢慢被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換句話說,沒有這個背景的文化,民主觀念傳不過來的。如果中國沒有堯舜這種傳說,大家就不會想到民主有什麼好處。皇帝為什麼不能一家,傳給子孫千秋萬世,這是秦始皇的理想。但批判這種想法的,並不是真的理論,而是一種歷史的想像,想像中國過去有一段時期,皇帝是大家都不要做的,完全是服務性的,所以有人叫許由做皇帝,他聽都不要聽,跑到水裡把耳朵洗乾淨,他不要做皇帝,不要有權力。這是中國的一種想像,後來這種想像變成文化的一部份,也變成批判力量的一部分。

沒有文化的背景,不容易發展出比較有品質的民主觀念。這話並不是我造的,而是我看羅爾斯(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義》,他特別關心一個問題,像「正義」這種重要的觀念,要能被社會所建立、所接受,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他稱之為background culture,我想他指的就是英美的liberal traditional 的文化背景,或者他用另外一個名字public culture公共文化,意思也差不多。所以,民主離不開文化。

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這規定是很了不得的制度,這是「量」的問題,只是一人一票,這可以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如果對少數人沒有尊重,中間沒有文化的成分,這種民主不是高品質的民主,這種民主可以造出很大的破壞來。

柏拉圖認為雅典質量很低的民主,把蘇格拉里判了死刑。亞里斯多德的系統裡面,Democracy民主也是相當低的一種政治制度。我今天講的民主,不光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我多多少少用了John Dewey的講法,結合了John Rawls講法,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方式。文化越豐富,所創造出來的民主越有持久性,品質也越高。

美國為什麼一下子就建立這麼好的民主制度?人人都知道,法國來的、整個歐洲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文化,都是它的背景。研究美國歷史、思想史,看它建國初期的上百項重要文獻,背後的背景都是從歐洲文化來的。啟蒙運動是西方近代文化發展的大高潮,在此高潮之下,關於民主、自由、法治等許許多多的觀念,都經過思想家的討論。美國許多移民已經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所以在美國建立新的體制的時候,就回到原來歐洲文化的背景,這是很明顯的。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在此題目上多說。我希望大家認識文化與民主的關係,這就是人文可以幫助民主的原因。

我們知道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們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跟賽先生,這是我們最崇拜西方的兩樣寶貝。這並不錯,前幾年,我看英國有名的記者Peter Watson一本大書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講1900-2000這一百年,他最後結論是,西方文化向非西方開戰的就是「民主」與「科學」,這完全合乎五四時候陳獨秀、胡適他們的論斷。

但我想改一個口號,不要講科學,現在科學也有其他的問題,我在此不能涉及。我現在講的是人文的精神、人文的影響,人文影響與科學不是對立的,甚至容納一部分科學,科學知識,現在popular science非常普及,這也是現代人的人文修養的一部分。William James有個說法,不管是研究自然的哪些東西,好像跟人沒有關係,一旦用歷史的眼光來處理研究題目時,把人帶進來的時候,本身就變成是人文的,不完全是自然的了。總而言之,人文修養對民主有很重要的關係,這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我認為民主不只是「量」quantity的問題,一人一票、一百票就勝過99票之類的,那就是太粗淺。民主有「質」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領導社會、政府各階層的領袖,必須要有高度人文修養,否則不配被稱為民主時代的領袖。

另外我要講一個故事,跟中央大學有關係,中央大學最早叫做東南高等師範學院,簡稱南高,跟北大是對立、唱對台戲的。北大是主張民主的、自由的、科學的;南高有一個特殊傳統,就是尊重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古典文化,辦了一個《學衡》雜誌,這是1920年代的事情。《學衡》是胡適的老朋友梅光迪辦的,他在哈佛大學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學生,白璧德是美國有名的守舊派,大家都嘲笑他。他寫過一本書Democracy and Leadership,講民主跟領袖的本質,他說沒有很好的領袖,民主是一遢糊塗的東西。這種論調,在當時不被人尊重。但是幾十年後,比如到1984年,美國最有名的歷史學家,新的民主派斯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去年剛過世,他二十幾歲就出大名了,曾經進白宮做了甘迺迪特別助理,照理說他是非常反對守舊人物的。但他在1984年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名稱寫了文章,他說過去對白璧德的估計太低了,白璧德講民主領袖要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民主品質是一點都不錯的。他同時引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Democracy in America論點,民主的領袖需要的文化修養比專制的君主要高得多、深得多,理由很簡單:若沒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僅僅操縱選票的數量,那麼民主就變成暴民政治,不是好東西。

從這一方面看,白璧德講的人文主義(Humanism)當時在中國好像是跟新文化運動唱對台的,今天隔了九十年回頭看,南高跟北大其實還是在同一個思想文化運動中的,不過代表了兩個不同部門,一邊從美國搬來了杜威、搬來了民主、自由之類的觀念,另外一邊從守舊派白璧德那裡,把許多古典的觀念搬過來了。

白璧德最欣賞的就是亞里斯多德講政治制度、講正義,他說,光是講抽象的公平(justice in the abstraction)是沒有用的,講公平,要有一個公平的人,他是真正的公平。他說亞里斯多德跟孔子分不開,亞里斯多德是講抽象的原理,講得非常高明的,下面要有一個實踐的、以身作則的人,以英文來說exemplification以身作則,中國人講不但是經師,也是人師,這兩者要能配合,民主的內容才有保障。

斯勒辛格的看法是出人意外的,像他這樣比較激進的、左派的、民主黨的人不應該會欣賞白璧德,但他改變觀念。前面提到斯勒辛格曾參加政府,甘迺迪本人跟他的幕僚在文化上跟其他政黨不同的地方,他們是比較注重思想的。比如說,像白宮也經常舉行學術研討會,找英國一些學術的名家像柏林(Isaiah Berlin),討論一個晚上。白宮舉行這種小型討論會是很少有的。可以看出民主跟思想、文化的關係。

同時,為什麼白璧德特別欣賞孔子,光是抽象的觀念還不夠,一定要以身作則,要做得出來,有一個真正公正的人在哪裡,我們才能信服這個制度。中國一直都這樣說,中國過去是人治不講法治,直到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提出有治法然後才有治人,大家欣賞這是有現代法治觀念了。其實也不盡然,中國人說注重人治,並沒有否認「法」,前面還有一句話:「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法」自己不會走路的,這就是白璧德的意思,光是講justice講得天花亂墜,但是如果沒有人實踐,那是白講的。所以中國人講的觀念是就實踐方面講的,並不是否認法治的重要,換句話說,法治跟人治是分不開的。當然在實踐中,中國過去確實是人治的傾向,吞沒了法治,這也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從白璧德觀點來看,他也有他的道理,斯勒辛格能體悟到這一點,我認為相當重要。

斯勒辛格晚年體認到精英主義是每個社會中都不可少的,既然有組織,就有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問題,問題只是在領導人的產生不是靠特權,不是靠關係,而是靠才能,這種精英是一種自然的精英,等於孟子講的「天爵」,不是「人爵」。人爵是人為的,你這個家裡祖宗三代都做大官,你的地位比較高,這是人爵;但你是一個有特殊天才的人,在某一方面有特殊表現,社會不得不承認你,這就是所謂天爵。換句話說,任何社會、任何組織,大大小小,都不可能沒有人出來領導。

重要的是領導人的位置,要緊的是坐上這個位子的人是否具有某些重要的條件。如果基本的條件好,你做到了,那不是elitelism,那是應該有的情況。你不能想像一個社會人人都是一字並肩王,那就是傅斯年當初批評中國人的,中國人講平等就是要一字並肩王,沒有高低之分,事實上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高低之分,必須是根據非常合理的,經過種種考驗的,那種領袖才能夠做領袖。當上領袖不一定都合乎這個條件,但至少這是一個目標。無論如何,白璧德強調領袖人物要能以身作則,才能服眾,才能真正負擔起領導的任務來,這說法受到美國現代民主黨、左翼的同情,我想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後來有一位Thomas R. Nevin寫白璧德的傳記,白璧德逝於1935年,到1984年才有一本傳記,也不完全是傳記,主要是講他的思想過程,Irving Babbitt:an Intellectual Study,這裡面也是推崇他講儒家的關係,他不僅對儒家非常尊重,他也非常推崇印度、佛教,白璧德還學過梵文。我最近看過《吳宓日記》,1929年,吳宓帶了湯用彤、陳寅恪三個人晚上到白璧德家,就是討論佛教的問題,談論梵文的問題,一直談論到晚上十二點以後。所以,白璧德有一大批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學生,他死了以後,有許多文章,所以在Thomas R. Nevin書中列舉了許多中國學生所寫對白璧德的回憶。這些人都是後來對中國很有作用的人,像吳宓、陳寅恪、湯用彤,他們在學術方面也是現代化人物,他們並不是反動派,不過只是在某些思想上與胡適、陳獨秀唱反調,那是事實的。可是這也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

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南高在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也發生很重要的作用。《學衡》一出來以後就被魯迅痛罵,魯迅在中國大陸就是聖人,他說你好,那就上天,他說你壞,那就下地獄了。所以,《學衡》這一批人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是完全翻不了身的,個個打到十八層地獄。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後,忽然之間紀念吳宓、白璧德的文章慢慢出現了,研究《學衡》的書也越來越多,我記得台灣也有人研究《學衡》,在大陸以前,也研究得很好,但是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因為大家那時候還有偏見,認為《學衡》代表了白璧德這一派,是落後的、是反動的,事實上他們增加了、豐富了文化的內容。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多說。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民主僅僅看作是一種數量的政治,或者僅是一個政治體制,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比較合理的,並不是最好的,邱吉爾說過,民主是中庸的,平平無奇的一種政治,不過人類如果要找到公平的生活,只有這個制度能夠給你,現在還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來。這好比是說:考試並不是完美的,中國是一個考試的國家,考了上千年,講考試沒有比中國資格更老的,可是,考試給人罵,有各種毛病,被人不斷地挑剔,不過如果你要取得公平,考試這一關你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今天講人文與民主的關係,不是唱反調,不要科學,科學受到的注意已經很多,而且科學跟科技不一樣,我們有很大的誤會,有時候把科學與科技混為一談,今天往往是科技當家,科技主宰我們的生活。科技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很可取的事情,人類不能沒有人文,沒有人文就碰不到價值問題了,只能談事實。希望台灣不要過分被科技同化,要抬起頭來,人文精神是應該逐漸提倡的。

最近看見美國《紐約時報》一個報導,在我家附近的紐澤西Rotgers大學,哲學系相當不錯的,很多重要會議在那裡開。今年發現申請哲學的學生多得不得了,忽然之間興旺起來了,美國可說是一個科技當家的社會,可是近來也有一些新現象,人文的某些方面居然受到年輕人的青睞。只要我們不灰心,在人文方面多加點功夫,不但對文化學術有直接貢獻,也可以強固我們已經剛剛建立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礎。謝謝大家。

引用來源:余紀忠文教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