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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論》台灣除防疫外,綠色新政究竟在哪裡?

國內疫情來得又急又猛,缺水缺電的嚴重性依舊興風作浪,而氣候變遷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風險,則更見嚴重。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目前全球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升溫將近1.2°C,而1.5°C很可能會在2030~2052年間發生;換言之,發揮人為力量逆轉目前碳排放趨勢、減緩極端氣候損害,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時間了。

其實綠色新政已是全球共識,有131個國家宣布碳中和。以歐盟為例,歐盟執委會2019年12月13日決議通過「歐盟綠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獲得歐洲議會投票支持,並要求執委會設定更具企圖心的目標,「歐盟綠色新政」毫無疑義將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可說是對地球環境和經濟的積極性革命。其首要目標是在2050年使歐洲實現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並針對「2030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50%」的減量目標,提升到「減少55%」,整體內容包括檢視所有現行法律對於氣候的正、負面衝擊,並引入有助能源轉型、循環經濟、污染預防與控制、生物多樣性、農業安全和商業創新的新立法,真正達成市場轉型以及環境目標。

「歐盟綠色新政」是一個目標長達30年的政治企圖,為了在2050年之前達成歐盟氣候中和,該措施將顛覆歐盟絕大部分領域的現行政策。同樣地,2021年繼1.9兆美國救援計畫公布後,拜登再推2兆美元「綠色新政」方案,著重於氣候變化、再生能源與零碳等產業調整計畫,和歐盟所提的7,500億歐元相比,足足有兩倍之多,顯見其議題的優先性。

值得重視之處在於,綠色新政由各種經濟手段出手,包括綠色金融、環境分類法、環境資訊揭露、以及碳邊境調整機制等,都不再是傳統的環境管理機制,主要的考量即在於:環境目標挑戰大,社會各部門皆須轉型,而財政支持正是轉型挑戰中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市場明確的經濟誘因。因此,台灣再不重視綠色轉型的需要,未來必定轉型緩慢,而輸在全球市場競爭力,甚至被摒棄於國際社會之外。

另外,我們觀察到國家領袖的決策才能實現長遠價值。仔細了解國際趨勢可發現,氣候變遷議題都是由國家領導人出面,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約百日後,即於地球日邀集40位國家領袖,舉辦世界領袖氣候峰會,也當場宣布美國史上最大的減碳承諾,亦即在2030年減碳52%。不但如此,在論壇上各國不斷說明氣候議題優先性和該國所形塑之藍圖。

反觀台灣,目前不但沒有明確宣示,也沒有相關對應的政策法律文件。在減碳承諾上,落後在131個國家之後,而在疫情緊急狀況下,國發會僅喊出保5%的經濟成長,毫無超前部署的企圖心。大家所無感的是,在經濟政策重於一切的情況下,台灣個人碳排放量已接近全球三倍!顯示國內的永續發展永遠在經濟成長的前提外。我們認為領導人應有長遠眼光,避免成為歷史的罪人,而如何扭轉歷史定位,相信此刻正是時候。

除了領導人的決策外,跨部會合作才能真正落實環境與經濟治理、因應國際市場的相關威脅。觀察每一個國家都有跨部會團隊共同發揮綠色新政的成效,但我國並沒有政府跨部會團隊以及執行績效要求。韓國曾在綠色成長政策期間,在總統府下設有跨部會的綠色成長委員會,除國內結果豐碩外,更順勢改變了韓國的國際地位。而歐盟政策以碳中和為主,在達成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也關注碳足跡在區域外是否有碳洩漏的可能性,因此拋出「碳邊境調整」制度,成為連結世界的國際關稅制度。而台灣沒有跨部會的腦力激盪,無法因應碳邊境調整機制,更無法真正實現綠色新政的價值。

循環經濟是蔡總統上任時的5+2政策,然而「經濟」一詞代表所有生產、運輸、消費、棄置等階段面向的人類活動,而循環經濟就是成功結合動靜脈產業,創造環境和資源雙贏之新經濟活動,也是台灣在世界上的強項,加上可以創造減碳效益,是邁向綠色經濟的明確途徑。雖然政府已有讓世界稱讚的資源回收制度、民間也已具備高度技術能量,惟目前被賦予推動之責的各政府部會主管單位思維各異,尤其是兩個主要推動單位:經濟部與環保署之政策同中存異,導致循環經濟政策始終無法全方位整合。因此,循環經濟應設立專法推動,更需要有明確目標和績效指標,如再生料使用比例,才能擴大推動效果,也更能引導產業界自我提升,不是僅靠道德宣導、國際供應鏈壓力或自由市場的力量來實現夢想。

引用來源: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