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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難收拾…習近平強勢集權 弱化地方治理

編按: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柳金財於聯合報投書,關於中國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爆發至今,不僅涉及疫情防控時效,也關乎從中央到地方、條條與塊塊間分層授權、事務協調等權責及事件「問責」問題。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爆發至今已超出四萬例,死亡人數超過SARS。何以此波疫情肆虐擴散無法有效防控,是否存在防疫技術能力不足,或者地方政府隱匿疫情導致群聚感染?或者黨國中央基於維穩,適逢春節來臨期間在「大局意識」、「社會穩定」前提下拖延發布呢?這不僅涉及疫情防控時效,也關乎從中央到地方、條條與塊塊間分層授權、事務協調等權責及事件「問責」問題。

最近美國CNN資深製作人葛瑞菲斯指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黨內獲致最高領導權及控制權後,新冠肺炎可謂是繼美中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及台灣總統蔡英文連任後,所面對的最大及最新挑戰。這涉及中共執政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考驗,也危及其統治正當性及合法性基礎。地方官員擔憂觸怒中央高層,疫情防控暴露中共高度集權領導的缺失,導致地方欠缺政策自主性及回應性,必須等待中央授權始能因應。

習近平擁有自毛澤東以後黨內最高領導權威,藉由在黨中央成立諸多具有議事決策機構性質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並擔任小組長、委員會主任,不僅架空政政治局決策功能,也削弱國務院政務決策功能;且國務院諸多機構也整併至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形成政黨權力對政府權力的吞噬。此種「黨政合一」做法有違鄧小平所楬櫫「黨政分工」原則,習更修改憲法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形成擁有黨政軍權「三位一體」的最高領導人。

中共黨國體制的「專制性能力」很強,但「基礎性能力」較弱;前者涉及強制性合法暴力運用,後者則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協商能力較為薄弱、地方自主性發展不足。這樣政體表面上似乎效率、效能十足,但也因地方在「壓力型體制」及目標管理體制下,官員升遷陷入「唯GDP論」的經濟增長,地方官員過度關注經濟增長,忽視環境保護、衛生福利等議題,導致其各領域的民主治理能力匱乏。這在防控疫情方面也顯露無疑。

從武漢官員說法可窺知,疫情蔓延與地方未及時採取嚴厲管控措施,及因未獲授權無法披露疫情有關。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指出「如果早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市長周先旺坦承沒有即時披露疫情,是因為未被授權;聲稱「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這顯示由於中央對下級地方政府授權具有時間延遲效應,在此過渡期間地方對疫情判斷及處置過於疏忽草率,從而未能採取有效預先性防控措施。

習近平的集體領導不僅意味著地方領導欠缺政策創新與自主性,同時也暴露黨國體制在維穩及「大局意識」主導下,弱化對疫情防控及時與有效治理能力。新冠肺炎危機凸顯集權體制對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有其局限性,且弱化地方治理能力。

 

來源:聯合報、作者授權

引用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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