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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少子化又怎樣? 人口學者貝斯圖:人口問題不一定要靠生小孩解決

編按:人口學家具斯圖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台北沙龍」中提到少子化問題是現象,面對頭痛的少子化問題,可以有那些對策及思考。

少子化、高齡化等人口問題被亞洲各國視為亟欲解決的「國安危機」,但人口學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貝斯圖直言,政府與其看著數字恐慌,把大量資源投注於獎勵生育措施,不如去制定更適合未來人口樣態的政策,重新衡量退休年齡、改革教育、長照制度都是可行的選項。

貝斯圖:人口數不是唯一!

貝斯圖(Stuart Gietel-Basten)以「不生孩子是國安問題嗎?從台灣和亞洲『少子化』現象談起」,從社會政策、文化、性別等各個層面,審視亞洲各國的人口問題以及少子化現象。面對少子化、高齡化問題,各國制定的政策相當政策單一、窄化,把資源投注在「如何讓國民生更多小孩」,歸根究底便是擔心人口負成長、勞動力不足等問題,但要考量人口問題,除了人口數之外,也應把人口特性與社會制度一併納入考量。

 

65歲真的是「高齡」嗎?

現行標準將年齡65歲以上者歸類為高齡人口,15至64歲則屬於政府定義的勞動力人口,貝斯圖對此笑說:「65歲真是一個神奇的數字,難道一過65歲生日,人就會瞬間老了、病到走不動?」。貝斯圖指出,如今大多數年輕人不會一滿15歲就進入職場,而隨著醫療進步,許多人到了70歲都還在工作,高齡人口的素質,無論是健康或教育程度等,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這些都是單從人口結構圖看不出來的特質,也許可以重新對「勞動力」年齡進行定義。

教育、長照制度都要改革

貝斯圖認為「小baby不是勞動力!」,即使擔憂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勞動力不足問題,鼓勵生育顯然也不是唯一解方,「就算現在生一個小孩,他至少在20年後才能投入勞動力市場」,屆時的產業結構也將與現今完全不同。貝斯圖也表示,社會過去需要足夠勞動力生產大量商品,但在產業早由工業轉型為服務業、科技業的今日,透過教育培養「對的人」在當代反而更形重要。

而在少子化的現實下,無法單靠家庭承擔照顧長者的沈重負荷,貝斯圖也指出,這時不應一味要求年輕人多生小孩,而是政府、私人企業該思考如何轉型並建立社會安全網,共同擔負照顧社會全體年長者的責任。在場則有聽眾好奇,移民能否扮演解決高齡化人口結構的角色?但貝斯圖認為,首先必須有非常龐大的移民數才能夠改變現有人口結構,但即便如此,「移民也會變老」,並不能作為解方。

然而舊思維將少子化視為問題,但真正問題不是少子化,而是為什麼體制與社會讓人們不想生孩子。貝斯圖解釋,過去慣於用來解釋少子化的原因不外乎育兒環境不佳、小孩教育費高昂、照顧小孩影響工作成為職涯發展的阻礙等;但貝斯圖認為,鼓勵加班的職場文化、家庭工作分配不均、婆媳問題,以及傳統「先有家庭再有小孩」的觀念侷限,才是一道道阻擋在通往「生孩子」道路上的關卡。


不生小孩是自私、不負責任?貝斯圖:負面批評不能解決問題

在香港、台灣和日本這種鼓勵加班的職場文化之下,貝斯圖假設,一個人對工作成就和成家生子的期望一樣,若天天準時打卡下班,老闆必然對他觀感不佳,「他加班工作可能會有升遷機會,但他若選擇下班約會,也不見得戀情就會有結果,不下班約會對戀情也不見得有影響。選擇加班的風險就比下班的風險小,人們自然而然就會選擇加班。」於是不約會、不結婚、不生小孩形成循環,但社會再卻將這群人貼上「自私」、「不負責任」的標籤,「負面批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為不生小孩不是問題,而是問題產生的『現象』。」

少子化不是依靠補貼、津貼或是在公司附設托兒所就能解決的問題,「日本有些企業在辦公室附設托兒所,讓爸媽可以安心加班到晚上九點十點,結果爸媽還是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孩子。」貝斯圖認為,從職場文化到社會觀念都要進行一番革新,「我們社會能否把在家育兒視為一項偉大的工作,而不是一件工作之外的附加事項。」


「年輕人自私不生小孩 」真的是這樣嗎?

貝斯圖表示,各國政府皆把少子化視為國家的嚴重威脅,單身者成為官員口中應該被檢討的對象,「年輕人只顧享樂,不願負起責任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的論述更相當常見,而對於已婚者,政府也祭出各種「催生」福利,但無論是發放津貼或增加托育設施,卻都成效不彰,亞洲各國仍繼續競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寶座」。

「民眾不想生小孩,導致少子化問題」的因果推論乍聽之下十分合理,但貝斯圖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在上述亞洲國家,大多數民眾仍然渴望建立穩定關係,「兩個恰恰好」的理想生育子女數也深植人心。因此貝斯圖認為,少子化的成因並非人民不想生小孩,反而是一連串社會問題交互作用的結果,使得民眾的期望(生兩個小孩)與現實(在1左右徘徊的生育率)之間形成落差。而「花錢鼓勵人民生小孩」這條路之所以行不通,也是因為沒有確實對症下藥。

 

現行政策偏重提高生育率數字,治標不治本

貝斯圖進一步表示,現行政策過度著重於提高生育率數字,但充其量只是治標不治本,從宏觀的制度層面到微觀的心理因素,社會中存有太多阻礙民眾生兒育女的阻礙,除了最顯而易見的金錢花費,更要付出許多隱藏的機會成本。舉例來說,生育不但使女性的職涯中斷,影響未來升遷發展,在高工時、加班盛行的職場文化之下,育兒更增加女性勞工不適任的風險。

而即使台灣的性別平等程度已排名亞洲前段班,家庭內的性別分工仍相當傳統,育兒、家務等責任大多仍由女性承擔,令承擔職場與母職雙重壓力的女性疲於奔命。貝斯圖舉自己在台灣進行的訪談為例,不少女性抱怨丈夫回家後就自顧自滑手機,毫無身為父親的自覺,讓她們就此打消生第二胎的念頭。

 

「少子化等同危機」觀念根本有問題

然而貝斯圖話鋒一轉,從根本上質疑「少子化等同危機」的觀念。他指出,少子化與高齡化被全世界各國視為威脅,原因在於這兩種現象將導致人口減少甚至負成長。但是,誰決定台灣的人口必須要高於2300萬或是維持在2300萬,而不是2000萬或2100萬?工作年齡人口從15歲到64歲,如此的思維框架是在20年、30年前制定,還符合當代的人口結構嗎?

他笑說,65歲真是一個神奇的數字「難道一過65歲,人就會一夕間老到走不動?」實際的狀況是隨著醫療進步,許多人到了70歲都還在工作。從人口結構圖來看,1970年代的台灣人口結構圖與現在的相比,確實非常「漂亮」,但現在台灣的人口素質:健康、教育程度等,一定都比1970年代更好,這些都是單從人口結構圖看不出來的特質。貝斯圖認為,少子化、高齡化應該被視為一種訊息,政府從這些訊息可以預測未來的人口圖像,去制定更適合未來人口樣態的政策,例如改善長照或提高勞動年齡,而不是看著數字恐慌。

 

資料來源:風傳媒

引用來源: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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