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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寬鬆VS.財政撙節

孫克難
近年來,許多國家存在經濟衰退、失業率高、生產不振、財政赤字擴大、債務快速累積等諸症並存現象。面對此種多重複雜困局,在總體經濟政策上,往往採取截然不同作法:為了振興經濟,採取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貨幣政策;為了改善財政,採取撙節性(austerity) 財政政策。兩者目的迥異,政策取捨孰輕孰重,各有其支持者,不但受客觀環境與配套條件制約,也受意識型態影響。

量化寬鬆(QE)政策有別於傳統貨幣政策。當利率調降至零,落入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傳統貨幣政策已無能為力;此時採取QE政策,央行透過高貨幣性負債增加,用來收購中長期資產,尤其是政府公債,將直接影響中長期利率下降,促使股價及不動產價格上升,經由通膨預期、財富效果、信用擴張、匯率貶值等管道,冀能促進消費、投資、外銷與生產,創造就業機會。美國在2008-2014年採取QE政策,算是比較成功。歐盟原本採取財政撙節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改善財政,反而拖累經濟,故於2015年初改弦易轍,採取QE政策,其效果值得後續觀察。

面對經濟不景氣,透過QE政府舉債,可以支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其效果則有不同解讀,關鍵在於政府支出能發揮多大乘數效果。凱因斯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大於1(約在1.5);新古典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小於1(約在0.5)。 哈佛大學教授貝羅(Robert J. Barro)認為,政府支出增加,部分替代了民間消費與投資,故其乘數效果自然不會大。然若政府能夠有效率的從事公共建設、教育投資、科技發展等,短期擴大有效需求,經由乘數效果促進景氣復甦,長期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力,進而增加稅收、健全財政,可謂一舉兩得。反之,若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採取撙節政策為當。何況,持續的量化寬鬆,不斷的發鈔、舉債、赤字融通,極可能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定。

財政撙節主要針對收支長期不平衡的慢性病而發,寄望縮減赤字缺口,降低政府債務,更應朝縮減無效率的支出著手,以免傷害全民福祉。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及巴蘇(Sanjay Basu)在《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政府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經費,包括住宅補貼、食物補貼、失業救濟、老人年金、健康保險等,犧牲國民健康,降低國民生活品質,成為一種失控的撙節。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正義準則在於追求最弱勢者之最大幸福(Maximin criterion)。若是財政撙節對象選擇弱勢團體,顯然有違正義原則。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財政撙節政策,其內容與項目必須慎重評估,選擇具效益且公平的項目推動。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的支出,實在不應該隨意刪減,例如救濟窮人、醫療照顧、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等,不應成為為撙節對象,而是應該徹底檢討績效不彰或浪費的支出項目加以節流。若是政府沒有能力分辨哪些支出應該節流,造成撙節無效及非正義現象,就是典型的政府無能或失靈。

總之,經濟病症診斷、政策工具搭配、執行效果檢視、成本效益評估,均必須慎重為之。其實,政府平時要開源節流、量入為出,遵守財政紀律,追求財政平衡,顧好財政體質,不要有嚴重的財政慢性病;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需要掛急診時,才有舉債空間,擴大政府支出,突破「節儉矛盾」,以期振興經濟。若是平時就已赤字累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時又缺乏舉債空間,財政與經濟之病交相發作,顧此失彼,問題就難以解決。台灣當前情況似已陷入此種困境,爭大位者可有良策?

引用來源:孫克難,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