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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專欄:我越來越害怕聽到「改革」、「改造」

朱 敬一
先說兩則笑話。其一:某諾貝爾獎得主一次赴中東某國開會,知道要與該國總理吃飯,遂先研讀該地區歷史,希望晚餐時能聊聊化解恩怨情仇糾葛的辦法。果然,在晚宴期間該諾貝爾獎得主有機會提出構思已久的解方。沒想到總理立刻接腔:「Oh, you must be a scientist; you scientists try to solve problems, we politicians only live with them」。

先說兩則笑話。其一:某諾貝爾獎得主一次赴中東某國開會,知道要與該國總理吃飯,遂先研讀該地區歷史,希望晚餐時能聊聊化解恩怨情仇糾葛的辦法。果 然,在晚宴期間該諾貝爾獎得主有機會提出構思已久的解方。沒想到總理立刻接腔:「Oh, you must be a scientist; you scientists try to solve problems, we politicians only live with them」。

笑話二:某中研院院士小孩讀國中,一日教育部長來訪巧遇其子,順便詢問其子國中之情況,其子敷衍以對。教育部長離開後,院士訓子:「喂,何以敷衍部長?」其子答曰:「哎喲,我們老師說,不要向教育部長講太多,否則他們一時興起又要搞教改了」。

以上這兩則例子,都明顯刻畫出一般社會大眾「聞改造、改革而色變」之情境。改革當然不是不好,但要知道改革的目的,做好配套的準備,因應改革過程中 可能發現原未料及的問題。因此改革應有彈性,不宜為了成就「改革」之名而折損了原有的優良文化。現在,也讓我為許多學界朋友代勞,對行政院「組織改造」的 種種後續發展,發發牢騷。

在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大架構下,不少「委員會」被迫要改成「部」。要把「會」改為「部」,據說是因為某些立委出於誤解的善意:他們以為「部」比較大,所以基於尊重文化、尊重科技之心,要把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升格」為文化部、科技部。

但是「部」比「會」大根本就是錯誤的觀念。更麻煩的是:江湖上善意、惡意人士不只一組。除了前述「升格夢想派」,有人要在改組後的XX部塞進一個她 認為重要的三級機關,於是在三級機關總數不變的前提下,硬是要幹掉一個現有三級機關。這是「暗渡陳倉派」。有人大老早就看上XX部成立之後會多出某個肥 缺,於是現在贊成以備未來卡位。這是「佔缺卡位派」。有些人則藉著新部會組織法需要通過而開始要索,從預算到人事到研究計畫無奇不有。這是「過路收錢 派」。組織改造未必產生甚麼效益,卻平白為部會增加許多「被要脅」的機會。但是上位的行政院組織法已經通過,下位的機關組織法不改也不行;機關被要脅,又 能奈何?

雖然行政院「組織改造」聽起來是一件偉大而高尚的事,但是部會經手的人都知道,他們在過程中處理的,多是些狗屁倒灶的爛事。而且,隨著組改完成部會 一個個增加,越到後面其爭議點越尖銳,而需索設立未果的益發加強遊說,部會首長次長也就要花更多時間在立委辦公室窮磨耗。可是組織改造究竟給部會帶來什麼 好處呢?在過去三年,我從來沒有聽人提起組改如何發揚文化或提升科技或提振經濟,卻見到不少完全不知文化科技經濟為何物的人,藉組改胡作非為。

到政府單位走一回,我才終於能體會為什麼前述中東某國總理,即使是有心要做事,還是儘量live with the problems。 改造、改革都是不容易的,都極有可能在過程中走岔的,往往也都容易一小步走岔就越來越糟糕的。這又讓我想起另一則故事:

1999年世界銀行辦中國經濟研討會,外國與會者一致認為中國大陸應該要讓外匯自由化,唯有一位中國學者人反對。他反對的理由乍聽幾近無厘頭:「匯 兌自由會惡化中國大陸的貪污」。甚麼?#*☆※!與會者一片咒罵。此人繼續說理由:「因為貪官更容易把贓款匯到國外」。外國人一開始完全沒想到這些,但是 聞言後始覺言之成理。可見改革所引發的變化,極可能遠在原先思考的主題、框架、想像之外。除非提出改革者全然洞燭機先,否則極可能越改越糟。但是,世界上 有誰敢說自己是洞燭機先?

再回頭看行政院組織改造。台灣行政體系另外一個箝制,就是「官制官規」的形式主義。比如說,每個部一定要兩個政務次長一個常務次長、每個司一定要有 一個司長一個副司長。但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服務人民,如果僵硬的官制官規沒有有效服務人民的必然性,那麼為什麼一定要搞一個形式一致的制與規,去抹殺各 機關原有的效率?這是什麼神經病邏輯?

在組改以前的若干部會,我們是有這個彈性的。以往國科會的三位副主委全是政務任命,中研院的三位副院長一定是院士,許多學研主管全由學術界借調來, 不少學研單位不設副主管,而即使有不懂學術的行政副首長、副主管,他們也幾乎不干涉處內各學門的業務,基本上不能算是各學門的長官。

之所以服務學術研究的單位要有這樣的組織彈性,就是基於對學術自由的尊重。學術與科技研究最最重要的就是包容多元、突破框架的創新、提出開創性的論 述,而要鼓勵這樣的多元、創新,當然就不能以官僚體系的框架去卡、去揑、去約束、去「為求一致而統一」。學術界連SCI研究指標這種單一量尺都堅決反對, 更何況莫名其妙的單一組織框架。

簡單地說,學術界是靠理解學術本質、擁有學術聲望才取得領導的正當性,而不是靠資歷、職等、行政官階。中研院的副院長如果不是院士,即便「行政資歷 完整」,怎麼可能管理術業專攻的各研究所?次長、司長、處長若是學問不好,他們應該要謙虛學習對學研的尊重,而不是硬耍官威,把學術塞進行政的框架,向學 術界宣揚「官制官規拜物教」。

在組改之後,不少人都覺得,行政院若干原本有彈性的機關,都一步步往官僚僵化邁進。有些行政官僚只看到主管部裡大大小小的法規,卻對於這些法規所規範的 「學術」、「文化」、「創新」等業務本體所知有限(或一無所知);他們只對於法規本身的抽象體系完整有深刻的了解,卻忘了其所規範對象的實質特殊性。照理 說,法規是為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但是「官制官規拜物教」卻永遠只看到形式、框架、體制,完全沒有對實質內涵的虛心、學習。司法體系裡有恐龍,而行政體 系裡的恐龍,在組改之後身影更是巨大。

一個十二年國教的「改革」,改變了許多台灣人十一月底的投票行為,至今民怨未歇。一個行政院組織「改造」,也可能把許多有彈性的好制度快速摧毀。改革、改 造,都令我怕怕,尤其是小白兔所發起的、經手的。真希望,台灣的學術界、文化界、科研創新環節,能夠live with the old system。

引用來源:風傳媒,朱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