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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何處去

朱敬一
 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贊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根據媒體報導的四、五十萬人大遊行,顯示社會潛藏巨大怨氣。雖然學運訴求是抗議服貿的審議,但我認為問題仍在背後的怨氣,因為立法院幾秒審完的案例不勝枚舉。

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贊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根據媒體報導的四、五十萬人大遊行,顯示社會潛藏巨大怨氣。雖然學運訴求是抗議服貿的審議,但我認為問題仍在背後的怨氣,因為立法院幾秒審完的案例不勝枚舉。

立委蔣乃辛曾在立院質詢經建會主委:「為什麼過去台灣GDP每年以三到四%的年增率,薪資卻沒有成長?」這是極簡單極好的問題。官員卻沒有很好的答案。過去三十幾年,台灣GDP的成長率一路往下走,觀察一九九六年後的成長率只比零略高。整體來看,二○○○年之前平均的GDP成長率是十三‧二七%,之後是三‧三七%。薪水部分,自民國八十九年後幾乎凍漲,加班費也沒有成長,服務業加班費較低,因服務業是責任制。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底層勞工分享不到果實

資訊通信產業從二○○一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九%,至二○一三年達八十七‧三%,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最高的產業,第二名是電機產品,從十三年前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至今達六十九%,第三名則是精密儀器。電子、資通訊及電機是受到ITA保護的產業,占出口額百分比差不多一半。如此大比例產品出口屬台灣接單海外生產,部分解釋為何台灣GDP成長,薪資卻無成長。試想,二○一○年全球電腦銷售量兩億五千萬台,其中九十六至九十七%為台灣接單,而廣達、仁寶這類電腦大廠,在台灣卻沒有工廠。只要全球電腦需求成長,訂單就成長;只要訂單成長,利潤也成長,我國GDP就成長。但這樣的成長不會投射到台灣的勞動市場,因為這類產業在台灣沒有工廠。這類成長所創造的果實,就是公司會計、財務和營運長。要對就業產生幫助,一定要投射到勞動市場面,所以錢不會投資到台灣,會投向深圳、蘇州的勞動市場。

而什麼樣的公司薪資會成長?聯發科、台積電、大立光等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其薪水會成長,因為不漲會被後面人的追上。反觀電腦代工、美而美早餐,薪水沒有道理要漲。電腦代工真的要漲,漲一些業者或許會吞下去,漲多了業者就移到越南,這就是工資「向後看齊」定理(FPE定理)。

全球經濟大致分三階段:第一個階段靠投資驅動(input driven)經濟成長,六○年前台灣即屬之;六○到九○年代進入第二個階段,以效率驅動(efficiency driven)經濟成長,過去勞動素質不好,但教育普及,以素質提升效率;然前兩者有其極限,第三個階段的創新驅動(innovation driven)經濟成長卻沒有。任一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都是轉型,為何企業不轉型?簡單地說,台灣在八○、九○年代轉型之際,恰巧周邊國家如中國、越南、緬甸改革開放,開始往資本路線走,這些地方的勞動與土地價格低,台灣企業主容易找到基地「續操舊業」,就沒道理進行高風險轉型。台灣資通訊產業大多如此,創新的產業權重不夠,其他產業也沒到世界的前緣,即使創新的產業薪水有上漲,其他產業沒有上漲,加權平均後,拉不起平均薪資。轉型不順,使得台灣產業「舊的已去,新的沒來」。

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所謂「層級所得比」,指最有錢層級的所得除以最窮層級的所得,倍數愈高愈不平均,台灣所得分配黃金時期為一九八○年。然近年變化不大,此與學運的感覺不太一樣,大家都覺得富者愈富。但數據為什麼沒有變化?因為層級所得比是用最富者的二十%做一個劃分,這樣的劃分點太粗略。二○一二年台灣最有錢二十%的門檻為年所得一百八十萬,將一位台大教授家庭和魏應充家庭放在同一層級,在所得、道德上都不公平。

如何呈現真實情況?全台灣最有錢一%家庭的所得佔全台灣所有家庭的所得比,自一九九五年後一路攀升。二○○九年下降,當時金融海嘯對一般受薪階級沒有太大衝擊,對有錢人則衝擊非常大。若以○‧一%甚或○‧○一%最富家庭觀之,此數據則愈攀愈高。最有錢的○‧一%家庭所得佔總所得比例現在高達百分之五點多,十幾年前僅有百分之二點多。

當GDP成長的時候,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是常態,其所創造的GDP大部分留在白領階級身上。如果管理階層在分擔GDP的成長,將使所得越來越不平均。我們發現資本家份額一直在上升到後來是持平,薪資份額則持續下降到後來持平,代表資本家拿的錢比例越來越多,而勞動者拿到的越來越少。為什麼有此現象?一部分因為製造業基地移至海外,一部分則肇因於減稅。過去十數年,三任總統,十二任行政院長,數任財政部長,幾乎每個任內都減稅,且大多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例如土地增值稅,這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原因。而所得稅佔稅收比例部分,與富人較有關連的證交稅和土地增值稅呈現平穩狀態,薪資所得者卻承擔愈來愈重的租稅百分比。此呈現兩個負面結果:一為GDP成長但薪資沒有成長;另一為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居住正義,挑戰世代公平

全台都會區房價第一名是台北市,新北市次之。美國智庫Demographia調查發現台北市是全球房價最貴的城市。若一個人不吃不喝多少年後可以買一棟房子?台北市要花十五年、香港十四‧九年、新北市十二‧七年,年輕世代如何沒有怨氣?這是非常殘酷的事情。為什麼房價會漲?台灣的房屋和土地持有稅非常低,通常低持有稅會搭配高增值稅,二○○二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後,永遠無法回頭。試想一棟二千萬的房子比一輛兩千C.C.豐田轎車繳的稅還低,這沒有道理!

而房價漲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亦有關聯,假設仁寶、廣達在台灣有工廠,電腦訂單成長時,需要擴充廠房買設備。但若製造業外移,實體投資需求就減少,資金便投入房地產市場。所以頂新在台灣炒樓,因為缺乏實體投資機會。製造業出走,實體投資機會便減少。再觀察貸款負擔率,台北市平均需要用六一‧八七%的所得付房屋貸款,扣掉食、衣、交通等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無怪乎一位中研院院士說,大學教授買不起房子,台灣大概是全球少數特例。

教育翻身,難以期待

傳統華人認為教育是翻身的機會,我們不斷鼓勵小孩念書,專科、大學以上學歷逐年上升,但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最高。台灣五十二%受雇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大專以上學歷卻有三分之一薪水不到三萬元。從學生貸款比例則發現,家庭環境好的不需要貸款,就讀便宜的公立學校,家庭環境差的,反而念較貴的私立學校。這多少跟我們教育的篩選有關,學科比不太出來,就開始比術科,開始補一些才藝,現在還有補IQ,這怎麼補?

階級流動呈現反向施為

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二○○九年降遺贈稅。湯瑪士ž皮克堤(Thomas Piketty)來台時說過,最適當的遺產稅率是五十%到六十%。台灣遺產稅率原來是五十%,二○○九年一舉降到十%。台灣的父母給子女的贈與免稅額度是一人一年二百二十萬,贈與二十年,就到一億。給小孩有一億的免稅額度,試想真正需繳遺產稅的,是有錢到如此的程度,給這些人減稅沒有道理。所得分配不平均是任何一個時點的靜態概念,遺產影響動態的公平,不要讓有錢的小孩注定很有錢。當初降遺產稅的理由,是為了吸引資金回台,但台灣的投資機會不多,資金就流向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張忠謀也公開批評降遺產稅是錯誤政策。

解決方案:靈活改變,創新經濟

首先,產業要轉型,政府要導引出創新經濟。

第二,要有穩定的租稅,減稅減到全球倒數第五低,僅阿拉伯產油國比我們低,低賦稅衝擊公共投資,基礎建設差,經濟轉型不易做,遑論助年輕人創業。

第三、產業政策的問題癥結不在景氣,而是轉型問題。景氣起起伏伏,升息、降息、貶值、刺激等傳統景氣因應措施無法治標,轉型才能治本。

第四、經濟戰略面,台灣要簽FTA,不走入國際沒活路,FTA就如同劍宗,除了劍宗還要有氣宗(產業)。韓國簽FTA時,同時想怎樣賣韓國的汽車,紐西蘭簽FTA時,思索如何賣奇異果和牛肉。FTA背後必須有產業積極目的。

第五,財經官員不能再迷信開放萬能,如果開放經濟就會好,歐盟各國經濟就不會壞。歐盟不只是FTA,其共同市場仍有許多問題,僅回答尊重市場的鸚鵡學派是可笑的。

第六,推創新經濟時必須同時考量就業、國安、分配等問題。創新經濟僅頭一兩次有商機,製造業才有持續利得。很多人羨慕韓國,但韓國於制度面適合兵團作戰,台灣市場不夠大,卻敏捷靈活有創意,這才是我們改變的立基。

引用來源:朱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