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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能停止思考的問題

王健壯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但既是模式,就可能出現模式效應。太陽花才撤出立院議場不到一天,就爆發上千民眾包圍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事件,即是太陽花效應的立即發酵;可以預料,往後任何一場社運,都有可能受到此一模式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再出現類似大埔徵地、美麗灣開發、國光石化興建與恐龍法官判決等事件,示威抗議的社運團體很可能會改變過去相對溫和的運動策略,而改以占領或包圍苗栗縣政府、台東縣政府、經濟部或地方法院的激進手段進行抗爭;亦即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都可能難逃太陽花模式效應的影響。
但即使是支持這次學運的人,也對占領政府機關的新社運模式有所保留。前任大法官許宗力雖然認為學生此次占領國會具備最後手段性,但他也特別強調「占領國會,不管哪一黨執政,基本上都是不可取的,祇有在非常例外的不得已情形,才有可能正當化,切勿輕易發動、輕易仿傚」。
但社運的手段是抗爭,抗爭的動力是激情,在激情的催迫下,既然已有太陽花學運作為先例,占領模式便很難不輕易發動,也很難不輕易仿傚;至於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更是言人人殊,在學運期間,幾位夙具聲望的法律學者,對占領國會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即曾有過一場小型論戰。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建良在學運初期寫了一篇文章,質疑學生「武奪」國會的行為,「學生們真的自詡為了『正義』可以『奪下』國會、『拆踹』招牌?老師們難道要藉此鼓吹『抵抗有理』、『暴力無罪』?」「有無仔細想過可用的法律抗爭途徑是否已經耗盡?」「反了之後,如何作『合於憲法』的善了?」「如果目的可以正當手段,究竟要置台灣民主法治於何地」。
對李建良的質疑,前任大法官許玉秀卻有不同看法。她認為立法院決議程序的違法錯誤,已無糾正可能,「既然現有法律體制,沒有辦法糾正這個錯誤,那麼人民祇有自己來糾正這個錯誤」,「進駐國會議場主張自己是權利主體,有多麼不得已,有多麼必要」。許宗力也在臉書寫了一篇短文支持許玉秀。
從法律學者也有不同意見可知,社運占領政府機關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將是一項永恆的爭議。舉例來說,假設哪天民進黨執政,行政權卻片面宣布廢止兩岸已簽訂之各項協議,但支持兩岸協議的民眾(姑且就說是藍營群眾吧),也以協議廢止攸關台灣生死存亡、行政權違反正當程序、立委沒有能力執行人民授權的任務、現有憲政機制已無糾正可能等理由,占領國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今日主張占領國會有正當性的人,是否也會同意反廢止兩岸協議民眾的占領行為具備最後手段性?另一個假設是,如果反服貿都可正當化占領國會,日後若簽訂任何政治性協議,豈非更是占領有理?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並非假設問題,而是可能即將面對的問題,此刻不得不預作思考。
這次學運讓每個人都上了一堂課,一堂跨學門的課;在學生改寫的歷史中,也有許多動人的篇章。
但占領國會的運動模式,「究竟傳遞了什麼憲政訊息」,卻不能因學運結束而停止思考;這個問題無關藍綠,下課後,大家仍須討論。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引用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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