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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人生價值 種下文明希望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今日的文化議題是「實在年代」終結篇,是反省近數十年的台灣發展,檢視過往歷史課化的痕跡,留下的產物、背景、權力、文化、社會,無論對中華文化的變遷、延續與發展,或是在西方制度方法影響下的文化走向,都缺乏對話、思辨。今日到了認真思索、面對人生價值與文明秩序這大論述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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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在將近兩年的工夫,面對台灣今日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現象的變遷,做追蹤、研討和整理;鼓起勇氣面對今日的現象與問題。今日的文化議題是「實在年代」終結篇,是反省近數十年的台灣發展,檢視過往歷史課化的痕跡,留下的產物、背景、權力、文化、社會,無論對中華文化的變遷、延續與發展,或是在西方制度方法影響下的文化走向,都缺乏對話、思辨。今日到了認真思索、面對人生價值與文明秩序這大論述的時刻。

 

兩個世代的激盪

王健壯

台灣這幾年很少有人在談文化,文化已成為一個被大眾忽略的議題。

比方說,我們常常在談政治,但卻很少有人關心政治文化;我們努力在追求建立公民社會,但許多人卻忘了要培養與塑造具有進步意識的公民文化。

但所謂文化,並不限於是「文化部」的「文化」,那祇是狹義的文化,廣義的文化是時代精神的投射,也是國家底蘊的表現。

過去幾十年,台灣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陸續完成了許多制度的現代化,但制度的現代化祇是現代化的「硬體」,文化才是現代化的「軟體」。沒有「軟體」的現代化,其實祇有現代化之形,而無現代化之實。

也因為我們祇完成了「制度的現代化」,距離「文化的現代化」仍然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以至於在社會各個領域,這幾年都出現了「向現代轉型」後的各種後遺症;今年這場對談的目的,就是要針對這些後遺症提出我們的觀察與因應的對策。

首先要感謝金耀基老師特地從香港趕回來參與我們的「實在年代」對談。金老師年輕時候求學經歷非常特殊,大學讀的是法律,碩士讀的是政治,博士拿的是哲學學位。這麼多年來,他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金老師著作很多,其中在1960年代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是我這個世代的人都讀過的一本書。我們年輕的時候關於現代化的書,能夠接觸到的非常有限,所以金老師那本書影響了我們那個世代,以及後來的世代。

1970年代金老師就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也是一位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學者,他做過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英國政府時代還被港府聘為中央政策組的政治顧問。他擔任多種政府機構的諮詢工作,且曾為ICAC(廉政公署)成立時一個委員會主席。今年,牛津大學出版了金老師四本書,包括《中國的現代轉向》、《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社會與文化》,以及《社會學與中國研究》,這四本書一出版就引起非常大的注意。

王副院長曾是歷史語言所的所長,是現任中研院的副院長。他的學術研究側重在思想史方面,特別是明清和中國近代思想史方面,他曾經出版過《章太炎的研究》、《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這些書在學術界思想史領域中都是經典的著作。今年王副院長又出了兩本新書,一本談傅斯年,另外一本《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談的是清代的學術思想。這十幾年來王汎森院士更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關注國家社會公與義前瞻思維的重要導師與夥伴。

這場對談一定是精采可期,因為這不僅是兩個院士的對談,更是兩個世代學者的對談。台灣這類的對談幾乎絕跡了,很訝異能有這麼多朋友前來聆聽。

 

台灣在“文明轉型”中的新文化思考

金耀基

「實在年代」的海報上寫著「走在實在年代,思索當代的意義,台灣當下文化的處境為何?該有怎樣的文化思維?」,我認為海報上的話顯示的是當代知識人的一種“文化焦慮”。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國讀書人都有類似這樣的“文化焦慮”。這是因為中國一百五十年來遇到的問題,涉及到民族存亡和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課題。我看在未來一百年,中國知識人還無法完全排除這種“文化焦慮”。

健壯兄提到我早年(1966年)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在該書中,我把現在化看作中國必須走,也是應該走的歷史之路。我用中國現代化來表示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主要脈動。在這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會有這樣與那樣的“反現代化”現象,但歷史發展的主旋律則是現代化。2004年我出版《中國的現代轉向》,此書是呼應早年的《從傳統到現代》,但更是回應「全球化」情景中中國文化出路的問題。自十九世紀末葉之後,中國為了自救自強,「轉向」現代。這個轉向轉的就是中國傳統文明秩序。傳統中國的古典文明秩序(包括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百年前已開始解體。當年李鴻章大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誠然是指天朝的中國被西洋的堅船利炮打敗了。當然,這”變局”要看你如何解釋,最近季辛吉在《論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西方並無意要控制中國,而是要強迫中國接受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就是中國並不是天下,而是世界群國之一國而已,這當然是中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我的看法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應是指中國文明秩序之變,中國的“文明體”之變,這個變局是中國“古典文明秩序”向“現代文明秩序”的轉變。而這個中國文明秩序的“轉向”是由一百五十年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而展開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文明的“轉型”歷程。

中國現代化的三的主旋律

中國現代化或中國文明轉型有三個主旋律,第一個主旋律是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是現代文明的主體,工業文明的邏輯與價值觀與農業文明是不同的,今天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一不是工業文明的形態,也即是我們的生活文化都是工業文明的。台灣今天已經是-工業文明了。

第二個主旋律是從帝制到共和,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的帝制,共和的觀念是誕生了,但共和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過去一百年一直是共和制度建立與失敗的歷史,但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這兩個革命政黨都沒有公開反對共和的,並且都強調人民的主體性,就是毛澤東也大講人民“當家作主”,不過事實上一直是黨國專政,只有台灣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從蔣經國開始邁向民主憲政,台灣今天是實現民主共和了。

第三個主旋律是“從經學到科學”,這是1905年清廷受維新運動影響,宣布“廢科舉、設學校”之詔令而開始的,到了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頒“大學令”,經學開始走出大學,兼任北大校長時,經學就被排在大學之外了。傳統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太學、國子監,講的就是四書五經,而在中國現代大學中,經學已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西學”,特別是西學中的科學。在傳統中國,教育核心就是經學,民間有“遺子一經,勝過黃金一蘿”的說法,今日,則經學已遭遺棄,而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科學」與「民主」同成為二個最重要的象徵符號。誠然,百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主要脈動就是“從經學到科學"。其實,這也是中國知識體系、知識結構的根本性改變,也是中國文化的意義與內涵的根本性轉變。這個巨大深刻轉變的場域是在中國現代的教育機構,特別是在大學。(當然也包括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如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大陸的中國科學院)。在大學裡,科學以及科技(如工程科學、生化科技),已成為知識中的顯學,所有不斷擴張的專業學科(如管理科學、傳播科學)都是科學所衍生的知識領域,大學基本上已成為“知性的複合體”,人文學在大學中的位序已相對地邊緣化。相對於科學與科技,人文學是關乎價值的知識與教育,今天,很少或沒有大學是以「價值教育」為核心的。今天我們或許很少意識到,自古以來深印人心的「大學之道」已經變了,古代的大學之道是講“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至善”為教育之鵠的。而今天因為“從經學到科學”的轉變,大學之道已變為「在明明理(科學之理),在新知(創造新知識),在止於“至真”了。這個“大學之道”的轉變,也即從求“善”轉向求“真”,實在關乎到教育之終極目標,也關乎到“現代文明秩序”的終極內涵與樣態,粗簡地說,科學與科技的知識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動力,現代文明是絕對離不開科學與科技的,現代的工業文明,可說是科學文明,科學與科技無疑是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在世界競爭力上的關鍵,所以科學(與科技)之重要性是不待多言的,但中國現代化要建立的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卻不能不包括道德與倫理的秩序,以及審美意識的秩序,真、善、美三個範疇是不可有偏缺的。

新文明體的文化樣態

中國現代化的三個主旋律,挑戰了中國文明體的“大轉型”的主線,在過去一百年,特別是過去半個多世紀,台灣已經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個“大轉型”,這當然是台灣的巨大成就,但這個大轉型遠遠沒有完成,更必須持續地去完善。以台灣的民主言,台灣對民主理念的擁抱是很堅執的,但台灣民主作為一種治理制度卻粗糙而欠缺效能,民粹常常淹沒了民主,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擔心台灣民主會墮落如菲律賓式的民主(這是一種「落伍民主」)。再說,台灣成為一工業文明後,也自然出現工業文明的新問題(生態環保是很突出的)。最近核能存廢的爭議的熱點,的確,什麼是合理的工業文明的秩序,常難有“完美”的答案與共識,它將長期地成為人眾的關注與爭論,這也是世界性的,又如同性婚姻之合法化,死刑之存廢等問題,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的立場,台灣也會遲早捲入這種辯論中。工業文明的核心是科學,今日台灣亦已是一種科學的文明,學術理想與教育取向已從經學轉向科學,“大學之道”之鵠的已從求“善”轉向求“真”,不過應指出,在兩岸三地中,台灣的人文意識是最高的,長期以來,特別是在國民黨一黨壟斷與一黨獨大時期,中國文化都是受到強力推動的,此所以台灣是三個中國人社會裡中國文化的重地,當然中國的文化傳統(從包括物質與精神領域的)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了揚棄、繼承、轉化、重生、發揚的現象,台灣在建構一個現代文明的秩序中,科學的知識固然重要,但有關的道德,倫理,審美的“價值”領域的秩序之構建卻非科學的知識所能有功,這就需靠人文的知識,德性的知識,審美的知識了,講到這裡,我必須說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幾大「人間宗教」對於“善”世界秩序之建構就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全球化與中國文化自覺

講台灣當下的文化處境,我們除了縱向的考察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文明轉向,同時,今天也必須橫向的考察全球化的現象,也即台灣(「本地」)與「全球」之文化流向與互動。其實全球化很早就發生了。中國現代化的一百五十年中,全球化已經歷了幾個階段,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全球化出現了急劇化現象。百年前,西曆被普遍採用,就是全球的時間之一體化。我們有沒有想到連奧林匹克、諾貝爾獎、人類登月這些事,它們都是全球化的標志,再看WTO、WHO,地球高峰會,無一不是全球一體化的示意,更具體地看一看,今天台北街頭的餐館有日本的、德國的、泰國的、越南的、印度的,又有美國的,義大利的,法國的,西班牙的等等,我們的食的文化也已全球化了,我們進入信義區101大樓,裡面的商舖如LV、Chanel、Catier、Bally、Rolex、Omega…,幾乎沒有中國字,這是全球化中商品文化的璀璨展現。我們要瞭解,台灣中國人今天的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幾乎漸已全球化了。在某個定義上,中國的日常文化已全球化了。我們今天在經濟貿易上有「出超」,我們在世界經濟的版圖上是處於一個相對的高位,但我們在文化貿易上卻是一個「入超」的國家,這表示在文化全球化上我們因缺少競爭力。

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晚年有感全球化的力量,很為中國文化的存亡與發展有所警惕,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口號,這無疑是費先生的一種“文化焦慮”。2007年,我在北京大學費孝通先生的學術講座上發表「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的演說,我認為“全球化”是與“全球現代化”是互動同步展開的。在過去“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幾乎淹沒“東方”(中國)的聲音。但在全球化的「全球」與「地方」的交互衝擊中,卻恰更發現了「他者」(地方)的聲音,誠然,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看到文化「同質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卻更可看到文化「差異性」的多元格局。

現代文明與中國新文化的能量

百年來,中國文明轉型中,中國文化的面貌與內涵均已有變化。五四時代呼喚的「新文化」已漸成型,「科學」與「民主」已成為焦慮的「現代文明」中的核心元素,民主雖尚未成熟,但已成型,科學(科技)則顯然已成為學術教育的大流。百年前一個沒有現代科學根基的文明,今天科學已蔚成體系。無疑這些都是中國的新文化。在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有些中國文化已淪失或褪色,基本上,這是自然的淘汰,從整體來看,百年來中國文化不斷在增添新的內涵,並且是在擴大,而不是萎褪,客觀地說,東漢佛教入中土,是中國文化的內容第一次重要的擴大,而百年來西方(主要的說)思潮與器物進入中國,則是中國文化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擴大時期。中國文化在世界雖不必是最古老卻是最長壽的。中國文化之所以長壽,正是因為中國文化能不斷接受及吸收外來的文化因素。上面的講話,是我對當下台灣文化的處境的宏觀的看法,至於處於台灣的當代「該有怎樣的文化思維?」簡要地說,台灣百餘年,特別是半個多世紀來,已初步實現了中國的文明體的「轉型」,今日我們要做的就是為初步出現的中國的“現代”文明不斷充實文化的能量,這當然涉及到文化本身的創新。而文化創新的資源則不僅可來自傳統的,也可來自外來(特別是西方)的。我特別想指出,今天我所講文化創新應該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李安拍的少年PI電影、林懷民的雲門舞劇、朱銘的雕刻、白先勇以新方式推動崑曲,又以上面提及的台灣的“人間宗教”,無一不是中國“現代文明”中的新文化表現,至於科技界的種種發明,如王雪紅的HTC品牌,則更是中國科技文化創新的表現。

 

合理的現代社會 多元文化與價值塑造

王汎森

我是歷史學者,研究的都是近代以前的東西,想像的都是古人的世界,比較沒有持續專注地觀察當代社會。以下只就個人初步的想法,繼金校長對整體文化的宏觀架構後,針對台灣當代的問題做一些討論。

現在的世界變化非常快,很多事情都要reformulate(重新論述)。綜觀百年來有關文化大論述的各種文章,我發現過去談這個問題是比較容易的,現在卻變得很難。譬如過去很多人用歷史階段論來談文化問題,清楚地論述這個階段應該如何,下個階段又應該如何,答案非常清楚。以德國為例,費希特在《告德意志國民書》中斷然說德意志已經過了第三個階段,即惡貫滿盈的階段,正在轉入第四個階段,即理性科學的階段,好像很清楚知道每一階段相應的文化是什麼,下一階段又應該是什麼。在過去幾十年,也有不少人說「歷史的方向」就在那裏,我們應緊緊把握住時代的潮流。但是今天談文化問題就沒有這麼輕鬆,沒有固定的框架,基本上這是個不要中心的時代,談文化時不能像以前那樣,火車開動了,跳上去跟著走就行。現在走向不明,必須重新構思文化走向。

此外,二、三十年前談文化問題時,大家關心的不外是自由、民主、法治、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尷尬的關係。圍繞著的議題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能否開出民主與科學?民主、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能否相容?中西文化可以結合到什麼程度?現在的文化問題卻已漸漸脫離這個範疇。傅柯(Michel Foucault)曾說思想有一個「射程」,而現在台灣的文化基本上已漸漸離開五四所設定的「射程」,民主、法治、科學已經建立了一定基礎,也就是說五四的目標被部份達成了,所以今天再談文化問題就不能假設過去幾十年在民主、法治、科學方面的種種成績沒有發生過一樣。

誠如金校長所說的民主雖已完成,但並不完美,民主可能會變成菲律賓式的民主,科學可能變成科學主義,經學的沒落可能帶來世俗化與價值意義的喪失。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民主、科學與世俗化三者在台灣社會皆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談當今的文化問題時,不能假裝它們從沒發生過。解除戒嚴、廢除違警罰法、廢除出版法、政黨輪替等,都在一九九○年代到二○○○年代間完成。只不過台灣在民主自由方面雖有一些成績,科技也有一定的基礎,並自主推動了各式各樣民主政治價值,但大家還是覺得不足,總覺得有「倉惶無適」之感。我們必須在這前提下,再來追究當今的文化問題。

不能假設改變沒發生過

既然談論當前問題時,不能假裝前述幾方面毫無進展,那麼我要說的第一點便是台灣正面臨必須塑造自己文化的時刻。二、三十年前談文化問題,通常把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的發展情境、模式,稍加調整,就是一篇好文章了。在西方的架構下,速度快,成本低。然而現在台灣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有些成績,快要沒東西可抄,而且照抄也沒有市場了。更何況,現在西方問題也很多,以前台灣只要能跟隨,現在更要能開創。所以台灣面臨的第一個文化問題,就是自己發展創新很不容易。

台灣過去基本上走的是「速度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如何形成一個有創造、有美感、有特色的在地文化,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一方面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甚至如果夠好的話,還要推廣成為世界共享的一部分。此外,要有特色,不能人云亦云,和人家一模一樣,或僅追求速度上比人家快一點、成本少一點,這也是台灣文化慣於走捷徑、無法突破困境的積弊。因為幾十年來的特色只是「速度文化」,所以忽略了發展其他文化特色的可能。譬如說,如果手機或其他產品帶有人文、情感、價值、在地特色的話,或許賣得更好,為何走來走去仍只有提高速度及降低生產成本這一條路呢?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台灣人文基礎不夠豐厚的問題。金校長提到大學裡面只傳授「真」,沒傳授「善」、「美」。我有一個觀察,西方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生了一種價值中立化的潮流,如高等教育機構慢慢也避免牽涉價值層面的議題,而趨於中立化,就像大學中的教堂原本是要給你一些德性陶冶的,現在沒有了。同樣地,一九二○年代以來,整個中國學術文化也有類似發展。這個演變的背景就是一九四○年代哲學家賀麟所講的,近代中國文化中的一股「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趨勢。他指的是在近代學術文化中,價值與人格的層面被擺放一旁的奇特現象。傅斯年任台大校長時,曾規定大家讀「孟子」,這是他晚年很大的一個改變。在我二十多年前寫的一本有關傅斯年的英文書中提到,傅斯年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隱然認為「真」本身就涵蓋「善」和「美」,包括胡適之也有這樣的想法。但傅斯年晚年在台大當校長時,把「孟子」訂為必修,這個轉變就是希望大學教育要注重價值層面,對抗前述價值中立化、非人格化的趨勢。經過了大半個世紀,今天的情形依舊如此。雖然台灣現在的學術研究水準,無論在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都較以往進步許多,但在價值面向沒有任何著墨,不只在大學,整個社會本身也是如此。

台灣文化價值的矛盾與惶惑

提到與世界同步的文化問題,我注意到台灣正在三組價值的矛盾中惶惑而不知所從。一是要開發還是要永續?二是要資本主義還是要公平正義?三是我們究竟要以國家的主人自居,用力推動辦事,還是要以國家的客人自居,認為只要循著社會制度,事情自然會往前走?現今許多爭議都和這三個問題有關,整個社會總是在這三個矛盾裡面反覆糾纏折磨,找不到一個大家接受的共識,也走不出一條新的道路,在吵鬧不堪之後往往隨便將就。其實不只台灣,許多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這雖是社會「惶惑無主」的現象,但也是文化問題。

要談的問題很多,有幾樣事情可以優先考慮。首先,台灣需要塑造一個多元包容的文化。這個「包容」所指很廣泛,包括包容不同意見、不同出身、同情的理解等等。在這裡要舉個例子,在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大多排斥猶太人之際,英國在一八八○年任命了一位猶太後裔首相狄斯雷利,足見當時英國文化對多元差異性有足夠的包容。多元當然會帶來許多不便與不協調,但往往也是新意與創造的來源,若是多元的分子對整個文化產生了歸屬感,多元本身就是創新的基礎,因此文化要有相當的容忍、包容性,使各種新的元素可以進來,成為養分。GOOGLE的創辦人之一謝爾蓋․布林(Sergey Mikhaylovich Brin)是六歲移民美國的俄羅斯後裔,GOOGLE的成功也印證了一個包容大度的文化氣質的重要性。

第二,我們應該要重視人文的優先性。我們都受自由、民主、科學很大的影響,科技的存在更帶給我們很多便利,但如果注入文化特色,我們的科技可以有更好的發展。我們常常在談產業的通路,但是如果不懂別人的文化和風俗民情等人文層面的東西,要怎麼賣東西給他們呢?更何況社會價值的根源就是人的精神與文化,人類如果過度被科技支配,則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就會過於強大。我注意到蘋果的賈伯斯也談價值,今天若沒有iPhone,很多事情不能辦,他的東西帶來很多新價值,但我也觀察到許多帶來新價值的東西轉眼間就又工具化了。因此,隨時懷抱著人文的優先性、提醒我們時時反省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與根源,就變得非常重要。

人文精神優先的社會選擇

第三,自由、民主、科學的台灣社會,在文化上又面臨什麼問題?那就是缺乏深厚的人文精神及文化基礎的反思與價值建構。我記得二○○八年《思想》季刊曾有幾篇論文檢討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認為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在發展過程中,有愈來愈形式化的傾向,脫離了原先富有人文、精神意義的內容,也認為現在的自由民主變得只有框架和制度,形成一種窄化的現象。早期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民主,基本上比較整全,具有強烈的倫理、德性、共善、精神、意義、價值等層面,但在當代,尤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以來,自由民主慢慢變得只強調程序,而忽略了原有的豐厚文化內涵。我個人相當同意這樣的反省。

我們知道,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伯羅克利斯時代的光輝主要是植根於希臘文化,但到了後來,這個民主制度卻變成韋伯筆下一群譁眾取寵的街頭煽動家的天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失去了豐厚的文化基礎。中國原來的傳統中,談「政風」一定要同時談「學風」(如熊十力),我覺得也是這個意思。自由民主在台灣發展相當快速,但缺乏精神的資源及人文的基礎。運用制度的是人,該如何用我們特有的文化語言重新闡述自由民主,使它成為大家都可以相信、接受,並且把積極尋求共識、共信內化為個人修養氣度的一部分,這是台灣當代人文最重要的議題。

目前台灣在科技之下相應的人文、文化基礎不夠深厚,工具理性當道,價值理性、人文精神卻沒有相對的資源。大家隨意選擇,好像「自由」到最後只是一個「選擇」,可是基於什麼來「選擇」呢?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就指出,自由不僅僅是選擇對象多寡,而且在價值層次應該去選擇和良善生活相關的選項。這是人作為一種追求意義、追求價值行動者必須完成的天職。亞當․史密斯也說「看不見的手」,必須建立在眾多慣例和共識上。制度不會自己往前走,還需要豐厚的文化基礎。所以不管是現代科技文明下的文化基礎,或民主法治下的人文基礎,都是台灣當前面臨的重要議題。

此外,台灣應該重新塑造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擺脫「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發展主義」的束縛。金校長剛才提到,以前的「善」是由「主義」來涵括、照管,我完全同意。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是託庇在「主義」之下,但「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探索在這個時代主流價值如何形成?又該怎樣建立一個有主體信心的文化?

厚植健全人生觀與社會理想

台灣社會應致力於引導青年建立健全的人生觀及社會理想,這是個問題,更是個課題。傅斯年在五四時期就說過中國人老早已經沒有家庭教育了,我覺得現在更沒有了,因為現在這些價值觀浮動的非常快,價值的層面和人文的層面缺乏應有的關注。

廿一世紀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時代,在這個氣氛下幾乎不歡迎任何宏大的敘述,但我仍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具挑戰性的文化目標­­--在建立一個「合理的現代社會」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各種文化的長處,嘗試擺脫「跟隨者」的舊角色,走出自己的路。

台灣本來就是擁有多元文化的地方,具備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台灣二、三百年來發展的歷史文化,至於西方文化,更早已和我們的生活結合得難分難解。單純地延續中國傳統文化或單純地沿襲西方文化,好像都不完全貼近這個世代,然而傳統文化在經過新的詮釋之後安放在一個具備自由民主體制的現代社會中,卻可提供非常豐厚的養分。我們應該在建立「合理的現代社會」這個大目標下,發揮氣魄與胸襟去思考台灣的文化問題。「合理」包括的層面很多,如不能不理性、不能沒有具有尊嚴的基本生活條件、不能沒有自由民主、不能沒有深厚的文化資源等。

最後讓我改寫一個日本襌師的隱喻做為結論:我們吸收各種文化資源,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我們自己。現代各種文化資源都是敲門磚,最後走出來的應該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Q&A

王健壯:中國大國崛起,經濟層面的意義大過政治層面。政改只是少數人引用的名詞,且隨著人事的變動最後也消失了,不像在台灣七零年代的發酵演進過程。而近期看到香港急著走民主這條路,到底要怎麼走,她們也很困惑。如果從文化新秩序的建立來說,請教兩位:台灣、香港和大陸,哪些地方走同一條路?或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以及未來的發展為何?

金耀基:首先我們談談香港的自由民主,香港近一百五十年以來,是個典型的殖民地城市。真正的變是從1970年代開始,麥理浩主政,把香港轉變為一國際都會,香港在語言和法治是與國際接軌,香港的主體是經濟,一直發展得快。香港在97年之前的發展是因為大陸不發展,97之後的發展是因為大陸之發展。香港沒有民主,卻有非常高的自由,這是因為它有法治。台灣沒有民主的話,就沒有台灣的自由。香港政治民主之發展,根本上說,是因為「一國兩制」,既然香港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麼,走民主之路是必須的。

長期來台灣、香港、大陸的各別發展,七十年代後台、港分別成為新興工業社會,同屬為“四小龍”之一,一九七八年大陸改革開放,完全揚棄顛覆了毛澤東的閉鎖、內鬥路線,大陸過去30年來,經濟的成就不能說沒有發生過。大陸之成為世界工廠,是中國工業化的爆發型發展,19世紀的世界工廠是英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是美國,二十世紀末葉,就變成是中國,這一變,中國崛起為經濟大國強國。中國成功的過程中有一項不能不說,就是香港和台灣的貢獻很大,成千成萬的經濟項目,都是台灣和香港最先傾力協助發展的。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大成功,也出現了生態環保的大問題,同時,貧富懸殊、城鄉落差不斷擴大,而廣為世人詬病的貪污現象,已經深刻化、制度化了,在一定意義上,大陸的發展模式已到了不能不思考改變的臨界點。此外,我認為過去近十五年最應注意的是“消費革命”。消費主義很根本地把社會主義顛覆了。社會主義講計劃經濟,政府提供什麼,人民就接受什麼,消費主義式的經濟則是:市場提供的東西,我有絕對選擇權。市民已萌生“消費人主權”的意識。在一定意義上,人民對“當家作主”的政治口號已有真實的體驗。這一切,都已使大陸的有識之士,感到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應該有政治改革的必要。

誠然,三十年持續性的經濟成長,使近三億的人擺脫了絕對貧窮,更多人的生活質素已大為改善,這都有力支持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認受性,但我們也絕不能忽視大陸每年都有二、三十萬次的小規模的動亂,這雖然不能動搖中共的統治,但中共的維穩經費之大,亦說明中共的政治制度是代價過高的。世界的經驗顯示,政治民主制不止代價相對低,而且是走向長治久安之路。畢竟,一個人民共和國最終的正果是不能沒有民主的。當然,民主不是只有英美的形式,台灣的民主路徑圖也不必盡合中國大陸之腳步。中共之走政治現代化﹝以民主為重要內涵﹞之路,應該像當年經濟現代化一樣,”摸著石頭過河”。

王汎森:我對大陸的觀察較少,但就我的觀察,我認為大陸面臨貧富差距、法治、生態、民主自由四個問題。還有一個觀察是,台灣的知識人與政治核心距離很近,很多是老師朋友,但是大陸的知識份子與政治核心離很遠,比較難以直接表達政治意見或形成制衡。

王健壯:誠如金老師提到台灣過去在每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頭,都有一些所謂引導風潮、塑造輿論、領導改革的角色出現。像是30年代的傅斯年、胡適;50年代的殷海光、雷震;70年代包括金老師在內的學者;90年代領導民主轉型的知識份子。請教兩位:未來在建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台灣是否可能再度出現以知識份子作為領導主體的現象?

金耀基:我們今天的經濟是知識經濟,我們的社會也是“知識社會”,在一個知識社會中要尋求傳統意義的知識份子身份,已是一個問題。當然,我們把具有專業修養,而同時關懷公共事務的人界定為“公共知識份子”是可以成立的。

在現代的知識社會,重要的議題的發言權已日漸交到“專家”的手裏,不論是關乎科學的、經濟的,或關係到我們身體的議題,這些議題可以有“公共性”,但這基本上是“是什麼?”的問題,這就自然地由“專家”來發言了。但是,當一個議題涉及到價值,涉及到“應是什麼”時,這就是有“公共關懷”的知識份子不能不出聲了。事實上,越是在現代社會,價值與價值的碰撞越多,猶如諸神交戰,這就關係到我們應要什麼的價值,什麼樣的秩序,什麼樣的社會了。中國的現代知識份子,有傳統的“士”的基因,我絕不懷疑,他們在關鍵時刻不會缺席。

王汎森:現在google太發達了,一邊上課學生馬上糾正我說的錯誤。幾乎什麼東西都查得到,專業變得容易取得的時候,知識分子角色該怎麼定義?早期知識分子是教你不知道的東西;現在除了有專業外,還要能通達之識,而且要對社會的公共議題有一定的關懷與參與。在這裡我之所以不用通識二字,是因為隨著通識教育的流行,通識這個詞有特定的意義。

作20世紀的公民要比以前困難許多,因為很多相關的議題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才有能力判斷或表示意見。這類的議題經常在報紙上頻繁出現,光是了解爭論的是什麼?應該要支持哪一方?都需要借助許多專業性的知識,這跟以前的時代不同了。

最後我覺得有義務為余紀忠基金會正在籌備的余紀忠講堂說幾句話。我們關心廣泛的文化問題,其中價值的部分是現在大學或其他學術機構裡所不大講的,但是從宋代的書院乃至晚明的講會,都非常重視這個部分。除了知識的傳授外,價值的關懷或是參與時代,這是余紀忠講堂所致意的。我想余紀忠講堂是想用來自於民間的力量為社會作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事都起自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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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