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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環保運動變成正面的能量

楊渡
最近大陸發生連串環保事件:什邡事件、啟東事件、寧波事件等,都讓人想起八○年代中,起始於鹿港的反杜邦運動,以及其後開展而出的全面性環保運動。這些環境運動只是剛剛開始,未來會影響多深遠,還在未定之天,但它的某些特質,會影響其將來社會運動發展,有必要先加以分析。

其一,這些事件都是經濟發展後,民眾自覺的要求環境保護,反對汙染企業的進駐。尤其各地的工業汙染事件,所造成的生態破壞,有目共睹,而食物飲水的汙染,更危害民眾健康。對汙染的恐慌,已成民眾的集體心理。因此只要傳出某一工廠有汙染可能,即會引起反彈。

其二,地方政府的民意信任度很低。無論地方政府做什麼解釋,投資企業做什麼說明,都難以改變民眾疑慮。民意總認為,歷史證明,企業跟政府買地、建廠房都需要合格證,企業總是和政府聯手,所以不能信任它的無汙染保證,更不能信任其未來的汙染防治。

其三,知識分子參與。由於地方知識分子的參與,論述能力提高,理論與實踐、宣傳與組織,比較不盲動,能夠有節奏、有策略、有目標的進行下去。該反對的地方,要說清楚,不該胡亂升高的對立,要有理有利有節。

其四,這不是革命,是保護家園。它並非要反對執政黨,或者推倒國家機器,相反,它是在落實國家政策(保護環境),保護生存環境。群眾聚集現場,甚至還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這讓政府的壓制行動處於兩難,缺乏正當性。

其五,串連能量驚人。藉由網路串連的力量,得以一下子傳播全國,各地民眾一起來聲援,原本可壓制為地方的小事件,頓時放大為全國性事件,甚至是國際事件,一旦引起北京、國際媒體的重視,地方上就無法再捂著橫行了。

然而就鹿港經驗看,這些環保運動又絕對不只是環境問題的反映而已。當初鹿港要設杜邦,曾邀請一家國際級公關公司進行遊說。他們也找了參與的知識分子如我者,但我的答覆是:這絕對不只是環境事件,而是社會運動;我們想要的是藉由環境運動,打破戒嚴體制。

最明顯差別是: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未曾有過群眾遊行,是直到反杜邦運動才開始有群眾上街。當時的歷史性場景歷歷在目:預計出發去遊行的隊伍集結於媽祖廟前,走在馬路上;可是馬路的正中央,站著由警備總部所調派來的警員、憲兵等,排成一排,重兵集結,手拉著手,緊緊連結,阻止所有人通過。群眾必須走出鹿港才可以出去遊行。於是群眾(主要是廟裡的老人家、不必上班的父老等)自然而然,走到了警察面前。此時一名老者,望著一個年輕警察的面容,說:「咦?你不是某某人的孩子嗎?」那警察臉色一紅,低下了頭,為自己阻止長輩前行而羞怯起來,於是手一鬆,那連結的隊伍就開了,於是群眾走了過去,面對一群長輩,沒有人敢出來阻止。

反杜邦運動的這場遊行,終於開啟了後美麗島時代的街頭運動,直至今日。現在,這樣風起雲湧的環境事件,以及街頭運動,正在大陸開始上演,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而且一如台灣當年的模式,不斷蔓延。因為人們知道上街遊行有效,互相仿效,形成新的風潮。

從台灣經驗看,短期內,這些環境運動會讓中共執政當局頭疼,處於兩難,地方政府也因深怕被追究責任,而試圖掩蓋。但從長遠利益看,它反而可運用民間的環保力量,形成民間監督機制,無形中拆解了衝突的未爆彈,執行了監督環境的功能,提早化解社會危機;地方政府的腐敗,也會被群眾彰顯出來,而無所遁形。這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以及社會的長期穩定,反而有非常大的正面效益。反杜邦運動後,台灣的社會轉型形勢已難避免,政治改革的要求順理成章來臨。蔣經國順勢而為,推動的民主化轉型,終成為得到高度肯定的領袖。

台灣經驗證明,善用群眾的正面力量,讓它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能量,而不是衝突的負面力量。這是大陸現在要學的一課。

引用來源: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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