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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生物多樣性的長征

趙家緯
「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的綠色經濟觀,歷經Rio+20會議後,逐漸涵納入各國政治議程之中

而由WWF、自然之友、IUCN以及國際工會聯盟等多個組織聯合成立的「綠色經濟聯盟」指出,綠色經濟是立基於「確保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全」之上,藉由「超越GDP」、「投資在人類資本」、「降低高環境衝擊部門的影響」、「引導資金流向至環境友善」等四大策略來促成兼容性的發展。

然而這20年來,目前每年森林淨流失面積仍達5千2百萬公頃,而且3分之2以上的生態系服務功能(ecosystem service),均在退化當中。生物多樣性的流失速度,更是遠遠超過了地球的涵容限度。依據知名的「地球的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研究,全球可容許的滅絕率是每年每百萬物種中,10種物種的消失,然而目前的滅絕率卻高達容許值的10倍以上。

為了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流失,2010年時,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於日本簽訂了《名古屋議定書》,提出20項具有時程與具體內涵的愛知目標,諸如「在2020年前移除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補貼制度」,「在2020年時,使包括森林在內的各類自然棲地的流失和退化以及破碎化程度至少減半」,「到2015 年,儘量減少人類對已受到氣候變遷或海洋酸化衝擊的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態系的多重壓力,維護它們的完整性和功能」等。然而上述目標的落實,卻因當前全球經濟陷入二次衰退,以及伴隨而至的削減公共支出的要求,面臨極大的挑戰。

於剛落幕的第11次締約國大會上,雖然最終大會決議文中同意於2015年時將國際投注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財務支持加倍,並訂定出至少75%以上的締約國,在2015年前將生物多樣性保育納入國家發展計畫之中的目標。但因在會議招開過程中,又見北方已開發國家以預算緊縮為由,不願意提高其捐助承諾,因而南方國家威脅要延宕愛知目標的達成。由此可知,決定愛知目標是否能夠落實的關鍵,乃是掌握資源的決策者們,是否能正確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絕對划算的生態保育

生態服務,是指生態系統對於人類福祉直接及間接的貢獻,可分成供給、調節、棲息地、文化及生活安適性等四大類。

供給,指涉的是生態系統提供食物、原料或是藥用資源;調節,則是強調生態系統具有防洪、空氣品質淨化、水質淨化、水土保持等避免環境品質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的功能;生物棲地,則是強調其對保護物種存續以及維持遺傳多樣性之價值;另由於生態系統為遊憩之主要去處,更為許多藝文作品的靈感來源,因此其在文化及生活安適性上的貢獻亦不可忽略。

若生物多樣性持續流失,則上述的生態系統服務亦無法持續。如依據日前發表於自然期刊的跨國研究指出,若物種多樣性喪失50%之時,則該生態系的生產力將會降低13%,並將大幅干擾氮循環,並因碳匯功能的削減,將使二氧化碳濃度增加12%。

若進一步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以貨幣化表示,則根據知名生態學家Robert Costanza 的研究,其指出全球生態服務與自然資本的價值,高達每年33兆美元,遠高於全球年總GDP。而歐盟的研究亦指出,若未採行相應政策,任憑生物多樣性流失,則此政策不作為的代價(Cost of Policy Inaction)將高達全球GDP的7%。

但於實際政治議程運作時,就算列舉上述數據,來說明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但仍會遭逢增加生態保育預算會產生排擠作用。但事實上,根據日前國際鳥盟與相關學術單位發表於《科學》期刊的文章指出,全球重要生態棲地的保育成本,約為每年760億美元,既全球每人每年約付出12美元,既可達成。而這個金額,僅是美國每年國防預算的8分之1,全球每年化石燃料補貼的10分之1。顯見若願意重新以宏觀的角度,檢視預算分配對社會的真實成本與效益,則挽救生物多樣性的流失,絕非不可及的夢想。

節制金融資本對自然資本的侵害

除提供充足的保育資金以外,亦須同時減少既有經濟體系對生態系統的侵害。於今年6月第3次地球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的召開期間,渣打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20多個金融業者,協同WWF、國際永續發展研究院(IISD)等多個環保組織,聯合簽署了自然資本宣言(Nature Capital Declaration)。宣言旨在強調「自然為人類提供了每年價值萬億的資本,但和社會、金融資本相比較,並沒有被全面的認識和評估,而且其被利用的方式也是不可持續的」。而金融業透過放款行為,會沿著供應鏈導致對自然資本的影響。但是目前的金融業者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將自然資本的考量融入到財務決策。因此該宣言的簽署團體,要求政府應該採取以下作為,改善既有金融市場對自然資本忽略的現狀:

(1)要求企業通過透明的質化和量化報告分析披露其經營活動對自然資本的影響;

(2)利用強制的財政手段防止企業從事有損自然資本的業務,同時對將自然資本的評估和分析融入到其商業活動的企業提供適當地鼓勵;

(3)簽署並實施相關國際協定;

(4)通過對政府公共支出和採購的報告披露政府部門對自然資本的使用情況,從而給私營部門樹立榜樣。

而這些簽署的金融業者也承諾,建立和發展將自然資本融入到企業會計和決策體系的全球共識,並通過整合自然資本和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面的風險分析,全面地分析自然資本與企業債券和股票之間的影響,以及信貸決策中,考量通過供應鏈對自然資本產生巨大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大宗商品交易等。

誤讀愛知目標的保育策略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常被視為台灣的資產,但若未能從前述國際趨勢,檢視當前生態保育策略的不足之處,放任生態服務功能的退化,整體社會所付出的代價,絕對不只是某些特有物種的標本化,而是整個維生系統的崩解。

目前台灣在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上,雖於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下,設有生物多樣性分組,統合各部會的相關工作;但檢視近期提出的行動計劃,則發現根本忽略愛知目標最重要的第一項策略目標:「透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和社會的主流,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根本原因。」在該策略目標下,設有四項子目標,其中以「2020年前,各締約國應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全國與地方政策規劃之中,且須與國家會計系統加以整合」以及「各國應在2020年前移除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補貼制度」兩項最具政策影響力,但卻從未納入當前行動計畫之中。

此外,連中國的金融業,都願意簽署自然資本宣言,將對生態系的影響,納為投資決策的參考之時,台灣無論是生態保育主管機關以及金融主管機關,仍無視金融資本以及自然資本之間的連動性,毫無作為。從上述情勢觀之,欲期待台灣可響應本次締約會大會提出的「將生物多樣性保育納入國家發展計畫」決議,毋寧是種奢望。而政策不作為的代價,將在一次次的生態災變中,逐漸兌現。

引用來源: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