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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年代-迎向永續」系列報導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實在年代」是參與研討會,做完功課的教授、行政官員、深耕民間社團的共同心聲—該實實在在做些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將心比心,藉由參與社會,盡己本分,締造出和諧互利的社會,迎向未來。

檢視「國土規劃」 以新思維面對氣候變遷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實在年代」是參與研討會,做完功課的教授、行政官員、深耕民間社團的共同心聲—該實實在在做些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將心比心,藉由參與社會,盡己本分,締造出和諧互利的社會,迎向未來。
我們規劃三場「實在年代」系列演講與民眾對話,藉由問題思考,持續追蹤結合,觸動大家從心動到行動。第一場(三月十七日),面對的是國內居住環境的現象,美麗的寶島在氣候變遷下的衝擊是什麼?該如何檢視、規劃、調整往前走?第二場(三月二十四日),在今日權力、利益、意識型態的社會因素建構與糾葛下,台灣思想觀念需要突破、轉型,知識與菁英領導怎樣面對時代大轉型?第三場(三月三十一日),縱觀台灣社會力的變遷、整合公民社會的潛力,重建與深化社會力的過程中,應是怎樣的面貌?資訊時代的媒體該是什麼角色?

李鴻源(內政部部長):
台灣常談氣候變遷的因應準備,但是作為卻趕不上現實事件的發生。像是二○○八年劉兆玄院長時代,曾舉辦國際研討會討論氣候變遷,隔年就發生莫拉克颱風。台灣熱島效應的影響下,即使全球平均增溫零點七度,可台灣溫度卻上升一點四度。

國土規劃才是應對核心
這些現象延伸出來的問題是台灣長期經濟發展掛帥、油電水價失衡、國土管理失控、城鄉發展扭曲、信賴工程手段等等因素,再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等更龐大的危機時,今天行政院無法以過去的單一工程、阻災導向的思維來面對更嚴峻的挑戰,而是需匯集學政治、公共政策、經濟、財經的,一起研究未來氣候怎麼變化,該如何因應。
更明確地說,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核心在於國土規劃,該被治理的不是水和河流,而是我們對於土地和河川的不當利用。台灣人口過度集中於城市地區,因人與水爭地後,增加不透水層而使水患威脅升高,人口稀少的鄉村地區則因欠缺產業發展政策,使土地利用超限或扭曲。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思考全台的國土規劃,要如何讓民眾可以在全台好好生活。

阻災的工程思維  十兆台幣都不夠
以霧社走山為例,協調遷移經費約需三十億元,全部的人都同意要搬遷,但問題在於裡面的業者百分之九十都是違法的,政府如何把錢撥給違法業者,在法律上不具有正當性。再延伸談到山區農業及觀光發展過度開發的問題,還記得金帥飯店因為下了一場三千毫米的降雨,就在電視轉播上眼睜睜看得它倒塌。又如梅姬颱風把半個蘇澳淹掉了,水利署就設計一個四十億的整治計畫,為了白米甕溪花了四十億,若是相同情境該如何,能用工程解決嗎?若白米甕溪要花四十億,那全台灣十兆都不夠。再者,相關基本資料蒐集不足,我們總習慣花兩千億作工程,卻不願花兩千萬作資料蒐集。

資訊分享 建立夥伴關係
因此,現在內政部結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利用雲端技術建立平台將空照圖,從國土規劃的角度,把戶政、社福和防災地圖套疊,就可明確看出什麼地方是安全的,並將災害顯示圖完整呈現,把警政、戶政、民政、社福、防災套在一起,其中包含氣候、環境、水文和社會經濟的因子,整個台灣已經被防災地圖整個涵蓋,防災需要結合人力、資源、情資,去年六月起將相關地圖提供給各縣市鄉鎮及相關大學防災中心,進而建立夥伴關係,有效地推動國土規劃。

都市人口集中概念需反省
台灣該如何做國土規劃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台灣的問題出在軟體規劃,而不是硬體建設。首先是人口分布,台灣有八成的人口住在都市中,九成的人住在西部,以現今「五都後」的區域劃分,恐會讓人口更為集中,單大台北盆地就已擠進八百萬人口,政府卻從未提出「適量人口」,只任由人口繼續膨脹,人口集中的概念是對還是錯。 關於居住正義的問題,我認為不應依賴建立社會住宅來解決,而是想辦法將大台北地區八百萬的人口做分散,才能有效解決居住的問題。因此,我要推動的是社區規劃,社區規劃廣義來說就是國土規劃。從防災的角度來看,也是不能塞八百萬人在台北,一個中級地震就會讓我們受到很嚴重的創傷。這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住宅正義是管理規劃的問題
舉例來說,我們花了一千億興建兩座合宜住宅容納九千戶民眾,結果還是將人放在台北地區,而國土規劃的重點應該是人不應再進台北。其實住宅問題是管理的問題,大台北的空屋很多,房子戶數比人還多,但很多人空屋不願意交出來,因為怕碰到惡房客。
我請營建署擬一個平台,鼓勵屋主把房子放出來,在平台上作一個管理,屋主只要收房租其他交給平台。老人、中下階層、單親媽媽不容易租到房子,現在都跟房東無關,而是由平台這邊來管理。如果是低收入戶,租金付不出來沒關係,政府可以補助部分幫忙解決。為什麼我這麼想?因為蓋兩處合宜住宅就花了一千億,只要拿出來十分之一,就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汲取外國經驗 調整既有觀念
以外國的國土規劃政策為例,像瑞典的國家政策是計畫到二○二○年全國不再用一滴汽油,政策出來相關配套就會出來。然而在台灣,行政院已經將降低碳足跡列為政策項目,就應該要訂出配套的政策,像是在交通政策方面就不能再蓋公路,要蓋鐵路,整個概念是不一樣的。但是台灣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七的能源是進口的,卻要維持全世界第二低的電價,全世界第四低的水價,甚至不能談論電價、油價、水價這三件事情。
再以荷蘭經驗來說,他們清楚認知全方位治水所涉及國土規劃與國土復育是一場跨領域、跨部門、跨客群,甚至跨國家(如荷蘭設計了與歐盟總體方案對話的機制)的公共戰役,調整變革必須包括整體社會價值觀的扭轉,才能落實為國土規劃的徹底檢討,以及政府管理的執行與實踐。
基於此,荷蘭從科學界、產業界、政府到地方社區,可以說全國總動員,進行數千個小時的對話,充分理性溝通,讓所有人都了解國家政策,也讓訂定出來的政策獲得公民的理解與認同,降低了衝突的機會。

以具體示範 匯聚社會共識
我曾帶回荷蘭經驗,在嘉義東石與沿海養殖業者們對話,很多人認為這些養殖業者一定會反對我們所提的規劃案,但當我們告訴養殖業者,政府可以將他們的漁塭租下來,變成溼地生態公園,並輔導他們轉型成為休閒產業時,他們都相當認同,也期待產業轉型早日來臨,這就是透過對話達成雙贏的最佳示範! 再提出一個成功實踐的範例,台北縣(現新北市)政府推動新莊地區「中港大排河廊整治」工程,係以「污水截流、引入清水、推動週邊社區與都市改造」的工程策略,透過大量公共溝通與對話,將中港大排改造成為親水河廊。
中央政府的角色扮演十分重要,沒有一個地方政府能夠承擔,國土規劃不單是土地的合理開發、分配和利用,而是一套涵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法令制度、行動實踐以及管理執行的體制,整體價值思維若不改變,沒有共識,不會有具體落實的真正行動。
台灣必須有明確的政策、創意的商機以及公眾參與,從中建立跨領域對話機制,整合不同的政府部門,並從科學界、產業界到政府充分理性溝通,形成對國家最有利的政策,並透過大規模公共對話、參與和資訊透明等模式,讓民眾一起參與討論,在互信的基礎上形成有效公共計畫,進而建立部會夥伴關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夥伴關係、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夥伴關係。因此,不管我在哪個政府部門服務,我最想要的是改變政府的文化,目前暫以內政部做一個示範,只要是內政部所及,我盡量做到。

桃園發展規劃 應重水系的維繫

邱文彥(立法委員)回應:
台灣有兩處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個在大坪林,另外一個應變中心在桃園,桃園可能是北部最後一個應變基地,桃園是台地,歷史上紀錄是不淹水的,在清朝時桃園台地就有兩萬多個,是為了因應旱災創造水的系統、水圳為輔,埤塘完整水系的維繫,作為北台灣最重要的因應氣候變化根據地,未來的發展與規劃就應該思考二○五○年的格局,應參閱歷史軌跡思考。


台灣要志氣 領導扛責 知識轉型

王健壯(時事評論家):
「實在年代」是什麼?「實在」,就是實在做人、作事,要誠實,不虛偽,要踏實,不浮誇;要切實,不空洞。而這樣時代中,政府及各領域的大家,是否能誠實、踏實、切實、務實的面對問題,並且找出具體的解決言論和行為。
南方朔是華人界,無論是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甚至中國,最有影響力也最有知識論述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以蘇格蘭、南韓、印度、新加坡,甚至馬來西亞等各國在歷史及現實努力作為論述實證的依據。
創造實在年代的氛圍
最重要的是對台灣提出幾個提醒與憂慮:第一,現階段的台灣是一個在追求知識熱情上有所欠缺的時代,甚至是一個知識凋零的時代。第二,當許多國家透過模仿走向自主創新之時,台灣卻相對地在創新的努力上明顯不足。第三,當許多國家在進行轉型工程之時,台灣卻轉型停滯。
當然,最大的憂慮是領導人缺乏領導力,民主政體的國家是否為媒體統治而影響到民主國家政體的領導能力?媒體統治是否為一個因素?領導人能否看報治國、民調治國?又如何提升領導力?台灣目前兩極對立分化的知識分子,有可能在一個領導人的要求之下,進行知識的整合,為台灣未來的方向找出有遠景的一條路嗎?
知識分子應集合,不能像胡適之當年調侃面臨國難時的知識界老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南方朔這幾年來的文章,批評之兇前所未有,作為他的老友也滿提心吊膽,但也非常佩服,到這把年紀還能秉持著知識分子的角色。大海航行靠舵手,需要將各領域知識分子凝聚,為台灣找出路,重要的是能創造實在年代的來臨。

南方朔(時事評論家):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十二年來,每年都對公與義的課題編輯一本專著。當年余紀忠先生讀書人辦報,是有風骨的報人,典型的知識分子,關懷社會、評論公共議題、追求民主進步,是先生留給台灣最大的資產。我很榮幸從小就在時報服務,受先生的啟發。基金會秉持著這樣的風範,長期花錢,運用人際關係,組織各式各樣的研討會,這在台灣已經沒有了。「實在年代」這本專集,我推薦給各位,這本書真的很補,是現在面對台灣問題的百科全書。
這段時間有個新聞讓我感觸很多,就是大英百科全書不出了。大英百科全書是在兩百三十四年前於蘇格蘭出版的。「現代」這個詞,真正的發明人是蘇格蘭人,因為蘇格蘭在十八世紀中期有一個啟蒙運動,透過啟蒙運動有了工業革命,甚而影響英格蘭,那個時代蘇格蘭人是歐洲文明最大的創造中心。蘇格蘭有個特色,就是整個社會充滿求知的慾望,碰到問題就追根究柢去探討,有愛好知識的人、追究問題的人,造就了愛好知識的時代、求知的精神,才有各種有創造力的思想、改變時代的動力。
美國啟蒙運動之父富蘭克林赴蘇格蘭有感:「蘇格蘭這個地方,我真是崇拜、喜歡、羨慕。」現在許多偉大的名字: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工業革命之父-瓦特,都是蘇格蘭人。對現代文明影響至深的邏輯實證論哲學家休姆,從小在蘇格蘭念書。達爾文、穆勒,念愛丁堡大學。第一台綜合紡織機、第一條高速公路建築、規劃人類鐵路網,都來自蘇格蘭。資訊時代,電機無線電時代,也是許多蘇格蘭科學家在十九世紀的貢獻。

資訊取代知識 政府缺乏創見思考
也就是說,近代一個曾創造時代改變自己命運的經驗,發生在蘇格蘭。大英百科全書是在蘇格蘭編印的,印證那時代蘇格蘭是個了不起的地方。蘇格蘭改造自己,影響美國,如電報電話之父貝爾、鋼鐵大王卡內基。世界稱頌的常春藤教育,也是由於蘇格蘭牧師在愛丁堡大學畢業後把蘇格蘭的系統帶到美國東岸普林斯頓,完成的菁英訓練養成系統,造就了許多總統、菁英。
不同於知識菁英造就的時代,今天全球化資訊化下,由於資訊太容易取得而不消化。這時代是「知識凋零,資訊氾濫」!資訊不等於知識,「知識」會誘導你去追蹤問題的本源與解決問題的方法,「資訊」告訴你很多事情,但不會促使你思考。特別是這幾年,資訊取代知識,八卦新聞主宰社會,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八卦化。當國家不關心知識,連政府寫的報告,都充斥各式各樣的資訊,找不到方法、策略。所以政府什麼都知道,缺乏創見與思考,不足以服眾。尤其面對台灣的藍綠衝突,做領導者要以化解衝突為任務,政治人物不誠實與名嘴利用矛盾,是社會的不幸。
這次的研討會,中華經濟研究院張榮豐所長一針見血:「施政需在關鍵時刻做好該做的事,時不我予,否則後續將有嚴重的骨牌效應。事有主從之分與輕重緩急,每個時間點的重點並不相同,不能一鍋大雜燴。那是什麼都有,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訊息很多,可是方向是什麼呢?要先解決哪一個問題?哪個是真問題?哪個是假問題?完全沒有判斷,這是近代政治最大的問題,現在全世界政府,用政治學界流行新語詞平庸(mediocrity),指的就是當代政治人物問他什麼話都會講,但完全沒有方向、沒有概念。因此,知識欠缺是現在政治越來越平庸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大英百科全書熄燈帶來的感慨。

「志氣」引領創新

近代的人不關心知識,就不會去整合知識,沒有去真正解決問題、創造問題的能力。最近我鼓吹個觀念叫「志氣經濟學」。經濟學是針對已出現的現象,但創造的人是怎麼創造出這些理論,是教科書不會告訴我們的。因此,這幾年我不喜歡談理論,喜歡談實務。追究在國家方向上有帶頭作用的人,他們的志氣是怎麼來的?福特創辦人在發明汽車前,就立定志向,想要一台不用馬拉的車,便將蒸汽機的道理帶進製造汽車,再整合法國冶鋼技術,第一部原形車就出現了。福特在志氣的引導下,拼命整合技術創新,化不可能為可能。在研究每個領域時,原創人怎麼立志?怎麼無中生有?才是最了不起的核心關鍵。
最近這幾年,韓國很了不起,已是世界科技大國。韓國的都市更新,清溪川整治也為各地爭相效尤,民進黨的治河經驗也參照有加。發展美食不像台灣做小吃,而是搞大吃,把韓國料理竟推成全世界第五大料理。以前韓國是弱國,被別人看不起,現在完全站在未來的高度上,立下志氣推動國家建設。這就是李明博拼了命的帶動搞未來,韓國企業家也有拚命的精神,凝聚這股志氣推動科技,日本已不在眼下,直接與美唱對台,這就是人家的志氣。
相對於韓國,台灣真的很沒有志氣。我們政府的領導階層只看現在,日子可以過就馬虎過,發展觀光產業,盡在搞小不搞大,小吃很好吃推廣也容易,就不必去規劃其他了。相對其他亞洲國家,台灣最早也最多留學海外,台灣人很聰明,外國有什麼我們抄什麼,那時代,韓國、馬來西亞都不夠看,抄的最快的就是我們。現在不一樣,台灣會抄,外國抄得更快。韓國後來也很會抄美國,現在連東南亞其他國家也跟進,模仿出心得和創造力,韓國創造力就此應然而生。
中國也在抄西方的模式轉型。值得注意的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對內壟斷,雖讓民間企業沒有與其競爭與發展的空間,但大型的中國國營企業卻計畫性的對外代表國家與西方企業競爭,在壟斷外扮演企畫經濟下開發產業的領頭羊。中國資訊產業最厲害的就是華威公司,在二○一○年全世界申請國際專利最多,它拚命搞專利、搞研發,於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同時加強研發能力。中國國營企業在既有的國際經貿遊戲上和跨國大公司拚競爭,進行企業併購、市場開發,甚而到第三世界國家包土地、種糧食。
可惜台灣國營企業就只在搞國內壟斷和風險投機。我以前是念農業的,當時就體會到台灣要發展生技產業實屬台糖最有本領,台糖如果有志氣整個生技產業早就應該以台糖作為領頭羊開發帶領產業起步。但是台糖現在做的是養豬、做貢丸這類小東西,與民爭利。現在新興經濟體:墨西哥、南非,都在模仿中國國營企業的模式,內部仍是壟斷,外部扮演國家經濟領頭羊的角色。


現在的經濟學大多是有能力的人所拓展的經濟學,這些人有錢、有技術,可以在全世界跑來跑去。可是任何一個社會,沒有本領的人占最大多數,沒技術、沒錢,所以應該有一套不能移動的經濟學照顧大部分民眾的利益。在全球化整套理論下為能夠移動的人才技術在運轉時,許多國家地區都有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的事實。台灣政府、學界應面對民心所向呈現的社會住宅正義、分配正義、所得正義,嚴肅而負責的對話與規劃。美國出現一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到了二○一二年之後日子會越來越難過,亞洲國家快速整合中,整合過程中跑的越快的人,累積的速度就會差更多,台灣不追趕,就要落後更多!
「轉型」(transformation)是一九九七年美國政治家學會所提,現在全球都在轉型,科技、政治、法律一切都在談轉型。目前天下雜誌專題「亞洲之轉型」指出,轉型第一名是韓國,第二新加坡,香港居第三,亞洲四小龍台灣殿尾。往日台灣引以自豪的教育水準、島嶼景色、人情味,因缺乏國家的大方向與志氣。很多模仿外國機制的亞洲國家,漸有心得與轉型架構,新加坡,立志要成為亞洲金融的hub,與全世界連結。連馬來西亞,也宣稱要成為亞洲現代化教育中心,與美、英著名大學連絡開分校。再過幾年,馬來西亞人不會來台灣念書了,反而是台灣人到馬來西亞念書,因為念完就等於拿到美國歐洲的學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定位角色,台灣原本在亞洲國家中,是隨西方腳步最快的地方,現在則是最慢的角色。台灣混著過日子,全世界都在變,台灣就老神在在,以不變應萬變,這怎麼得了。

一九四九年來最艱困挑戰 領導菁英要面對

最近幾年政治學不談領導,僅有商學企管談談領導學。從啟蒙至今崇尚自由民主都重視政府的領導人角色。領導人要有氣魄,決定國家方向。當政治界不談領導後,近代美國學者認為甘乃迪後,沒有好領導,為什麼?是平庸化! 台灣和美國一樣,蔣經國後就沒什麼了不起的領導人。多元社會紛爭多,任何問題各種聲音不斷,領導人採取的立場、作的決定,總有人罵,領導人必須有不怕被罵的定力,敢於拍胸脯、扛責任的魄力,雜音才會愈來愈少,甚至不敢也不會輕易發聲或哄鬧。
反之,不做決定,不拍板負責,因循之下,小問題吵成大問題,大問題吵成危機。好的領導人應該整合專家與經驗者,依據已有的籌碼與規劃,凝聚方案拍板負責。台灣處於一個危機挑戰接踵而來的時空環境,危機管理與政府的信任需要踏實而寬宏的領導人風格與意志。
菁英們要學習和大眾對話,一起解決問題,現在台灣一談問題就對立,政府也專門喜歡搞這把戲。民主社會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主人,知識分子應該是透過各種管道了解大眾的想法,從大眾的想法抽離出一些共同的概念。在批判與探究的過程中跟社會產生有機互動,跟老百姓有互動才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千萬不要認為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追求地位與權力。
近幾年來國民黨以九二共識推展下的兩岸和平發展,北京的策略是等著把台灣經濟逐漸整合入中國的經濟系統中,兩岸都在應付對方。我認為和平反獨後,應是和平促統。中國在亞洲經濟的整合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北京與美國的壓力下台灣的空間越來越小。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不應閃避問題,讓百姓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明白台灣的選擇很少。台灣這幾年恐怕是一九四九年之後面臨最艱困年代的開始,如何揪合一群知識分子,面對現實問題的種種,透過講實話、作實實在在的事,越來越迫切。


整合公民農業小革命 媒體社會要進步
公民農業與社會實踐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公民農業在台灣是新的農業運動,是這七、八年慢慢動起來的,其實也是全球性的運動。公民農業有全球性的意義,也具有台灣在地的意義。然「公民農業」為什麼會推動大家回到農業?在農業中推動小革命,背後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全球的視野與基礎是什麼?

集中化的發展模式  積累社會問題
過去兩三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至今,經過都市化、工業化,乃近年的全球化,對我們大環境的影響,到貧富不均的問題,還有社會上各種暴力、文化價值的中空,到生態的不永續、氣候危機,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軸 - 資本主義長期的發展把問題都集中化,因此才會出現貧窮、社會霸凌,甚至文化價值、生態的浩劫問題,農漁業是傳統產業,沒有很多人從事這級產業,產值不高,但農業是整個產業鏈的基點。這個基礎斷掉,整個結構會一節一節的崩解,甚至崩解到中小企業、手工業、運輸業等。因為全球化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到一九九○年後才開始極度發展,這個趨勢下,整個產業鏈的里程,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斷掉了,接著造成的問題就是地方社會的破敗。以前地方的產品可以在地方銷,內部有循環,現在循環都中斷,造成社會關係斷裂。為了發展擴充可使用的土地,農地變成工業用地,私有住宅變商業用地,整個發展邏輯是配合資本家、建商去圈地,讓社會往一個方向去集中。集中化的過程很多邊緣、弱小、多元的產業鏈人口被犧牲,這的確是需要被挑戰。應該要讓民眾知道,發展不是只有一個方向,要多元發展。雖然有對抗的成份,但只要把核心價值說清楚,讓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要的方式,適性實在的活著。社會多元的價值若不存在,社會還是會有很多暴力與苦難。
重回土地 帶動新生活
當前人類面對的問題,都有盤根錯節的根源,相互相關的,而我們應該如何切入問題?從「公民農業」的角度切入,發現可以從產業面連到社會面,建立地方生活方式、確立文化價值,甚至生態的重建,讓大家開始關心生態問題。我們發起「農藝復興運動」,標名為『重回土地 - 二十一世紀的農藝復興運動』,是要回到土地的面向,迎向未來並非走向傳統,背後生產方式完全不一樣,但也會帶動新的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文化樣貌,而且更進步、平等、民主,最重要的是能跟土地連結。期望能發展長期的新型態社會運動,展開新的文明起點,也許要一兩個世紀才得以重建修補問題,但這就是迎向未來,就是永續。

在地產銷制度 重鏈結社會關係
為什麼「公民農業」可以解開產業、文化到生態的問題?這種在地產銷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因為無論生產、消費組織都是用民主的方式來組織。在地的社會關係鏈結起來,原本不互動的消費者與農民,隨著吃在地的食物也就變得關心河川、健康、生態。我們發現「在地產銷」落實後,除了可以讓農民復業解決經濟問題之外,可以建立社會關係、文化價值,這就是「公民農業」。「公民農業」是新的參與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實在生活方式!

和公民媒體 輪流說故事
何榮幸(中國時報資深記者):
從三個面向來談實在年代:一個是主流媒體和公民媒體怎麼輪流來說故事;主流媒體如何向當前社會學習;以及在這樣氣氛下,台灣記者的典範發生了什麼樣的轉移?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樣的記者?
士林王家的都更事件,這個事件的前半段,是靠著非主流媒體,讓關心的人知道第一手訊息;之後主流媒體的跟進,對公權力產生施壓的效果,這是非主流媒體無法達到的效果,進而促成了半年之內修法的共識。這樣的過程,我看來就是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輪流說故事。

主流 非主流 接力扭轉不公不義
公民媒體和主流媒體在說故事方面,會有不同的感染力和影響效果,但都能對現實的公共政策,還有扭轉不公義的現象有所發揮。
媒體與社會的連結部分,媒體要向台灣社會學習。當前台灣社會價值多元分疏,媒體越來越趕不上社會進步的腳步。很多面向即使有記者終其一生去研究,都未必能扮演好其中的角色。記者應該在向社會不斷學習的過程中,對自己再教育,因為記者還有能力將學習過程轉化,成為其他沒有學習到的人的養分,試著把我們懂得的東西轉化成大家都懂得的東西,或是產生共鳴也好。
記者典範轉移 培養專業小英雄
媒體的角色典範,對上一個世代來說,道德勇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不公不義發生時不保持沉默。但這樣的典範,在台灣社會的變遷中,也逐漸轉移了。現在記者典範我喜歡用這樣的詞 「專業小英雄」。現在台灣有太多多元的領域需要記者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在個別領域中扮演現象的報導者與詮釋者。記者其實應該體認當前的角色,對於個別領域培養專業、同情心的理解與事務的敏感度等能力。
學習道德進步
錢永祥(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道德進步」主要跟我們每個人的切身經驗,台灣社會變化非常有關係。人類都在面對問題時,今天的我們,還能有信心的去說:我們走在進步的道路上面嗎?談「進步」通常有個要求,就是要有一個進步的標準,若沒有一把尺,怎麼能說現在的狀態是好?
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把尺,就是指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
進步的尺度,從人類歷史到今天生產力的發展,會受到生產關係的干擾,因此要去除干擾讓人類生產發展,就是要革命把干擾打破。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信心說,我們在追求的未來是一個比較好的未來,基於此,他們做的事情就比較有正當性。
自由主義認為人類的歷史從霸權、絕對君主的時代到民主的時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從常識的層面,我們會說這是進步,但問為什麼這是進步?自由主義不太能提供一個明確的尺度。為什麼保護自己的自由就是一個進步的尺度?自由的帶給個人的價值是什麼?自由主義對於進步標準相對而言比較模糊。
看到「實在年代」的時候,會想到很多對立面。實在的對立面是什麼?脫離虛假,找到核心。虛假和真實的核心就是一種對立。假定我們處在實在的時代,相對於就是指沒有虛幻的時代。

集體學習 減輕差異、衝突 走向實在
「實在」為什麼可以看成「對抗」的相反詞,因為說到對抗的情境,在那之下所追求的價值,是由對抗的人、體制幫我們決定的。 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用同樣一套對抗的方式在進行,台灣價值上的多元要更加強。我的角度來看多元就代表衝突,衝突是社會的常態。有些情況之下,這種衝突不是用對抗的方式處理。台灣三十年來的集體學習,學習到什麼?集體的差異並不是二分法好人與壞人的衝突,如果用這種方式處理,當敵對,就要消滅對方。
我相信現在的社會,好人壞人只是一套說詞。無論如何,這種以對抗形式來處理意見不同的習慣,短時間是不容易解決,可能是體制的問題。  你必須和你的敵人生活在一起,你不可能消滅對方,這就是集體學習的過程。經過這樣的學習,對自己的信念會少了些自信,對別人的想法會多了幾分的興趣。台灣社會已經掌握到很多根本的價值,去好好栽培思考會帶來進步。台灣要走向實在的時代,就是在這中間找到價值的根據。
(曲家琪、朱思潔、葉穎菡、官美慈記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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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