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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已經「太超過」的時代!

南方朔

殘景凋年,臘鼓頻催,再近把月就要過年了。

而這個年對大多數人的確不好過。二○一二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在保一的上下掙扎。如果扣掉「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出口貿易,台灣事實上已嚴重的衰退,這也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無薪假甚至已上升到華航這種等級企業的原因。二○一二年台灣受僱者的所得退回到十四年前,由於大家都沒錢可花,整個消費零售業也開始負成長,台灣的受僱者有四八%拿不到年終獎金,整體平均年終獎金已由去年的一.一三個月減少到一.○五個月。今年的過年氣氛,鐵定會比以前清冷許多。

但老百姓今年難過,卻有一種人是「別人皆瘦我獨肥」,可以肥滋滋的去過他們的大肥年。這些人就是國營企業、國家特許而成立的法人機構和特定的政府組織。中油可領卅三萬年終,台電可領廿六萬,農業信保基金每人獎金四二萬,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可領卅六萬,中央存保公司每人獎金卅九萬,中央造幣廠獎金卅一萬,中央印製廠卅萬,更不必談這些機構的董事長可領近百萬了。近年來台灣財政日益崩壞,他們如果還有點良心,至少也應該少吃一點,以示與民共苦,但他們可吃的絕不鬆口,照這種吃法,這個中華民國不被吃垮也難。

於是我就想到了前代哈佛著名學者穆爾(Barrington Moore,Jr)的那本經典名著《不正義:服從與反叛的社會基礎》。他在書中指出,一個合理的政府就應該基於社會的相對義務,審度情況,擬定分配正義和各種關係。但非常不幸的是,人類歷史上有太多「掠奪性的政府權威」(Predatory Authority),它永遠只為它的那一群少數服務,總會做出使人民產生義憤的錯誤。因此穆爾教授遂指出,一個政府一定要有「相互性」(Reciprocity)這種最基本價值認知。他所謂的「相互性」,將它譯為台語最能表達,那就是政府做事要「互相」,要「差不多一點」。只有政府做事「差不多」,不要「太超過」,人民對政府的同意才可能維繫;如果政府做事「太超過」,即難避免人民的反抗,甚至爆發出革命的怒焰。今年台灣的「人民皆瘦我獨肥」,就是政府吃人民吃得「太超過」。

穆爾教授的那本名著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他是用古典的正義標準看政府的所為及當為。但到了一九八○年代,世界的政治已出現了一種怪胎,那就是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最先指出,後來被義大利思想家英格勞(Pietro Ingrao)正式命名的所謂「三分之二社會論」。它的意思是在說,現在有一種政府,它可以透過宣傳、利益輸送與服務等所有的支配方式,只要能掌握到三分之二人口,即可為所欲為,永垂不朽;至於那另外的三分之一,他們去死去活甚至他們搞革命,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會。反正三分之一是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的。正是因為近代許多統治者都相信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所以許多政府對社會上真正的弱勢遂愈來愈不理會,看你們能奈我何!英格勞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成了「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只要我以各種方法掌握了五一%的選票,剩下那四九%的人完全可以不加理會,縱使想要革命也可以輕鬆的用各種力量壓制下去。

因此,基於歐洲的「三分之二社會論」及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我們已可看出現代的政治已變了。以前的政治還有古典的正義準則,有權力的人還必須在正義的標準下知道做事必須有節制,凡事不能太超過。而現在時代已變了,反正我有宣傳及財政的籌碼,我只要掌握住有錢人以及軍公教及他們的親友,大概就已穩穩的掌握了五一%,我的核心人馬過年猛吃年終獎金又怎麼樣?四八%的人沒有年終獎金又怎麼樣?權力的樂趣本來就是「一朝權在手,便把錢來吃」,反正過年吃個幾十萬百萬,中華民國也不會說垮就垮,至少還有好多年可以繼續吃。現在是個不吃白不吃的時代,吃得太超過又怎麼樣?(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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