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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道路 兩岸可共同探索

朱雲漢

不久之前,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公開倡議設立一個「兩岸永續發展論壇」,促使兩岸社會精英來探討雙方共同面對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社會正義等重大議題的挑戰,以及共同探索與尋找一種根基於中華文化的永續發展新模式。這個提議值得兩岸有識之士加以重視。

當前兩岸社會在地球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均面臨巨大的可持續發展挑戰。兩岸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本來就面臨非常類似的環境制約:相對於人口基數,土地資源稀少、水資源短缺,地質條件與生態環境脆弱,再加上人為過度開發,乃至於環境負荷過重,導致巨型天然災變日益頻繁。同樣的,對兩岸而言,有效推行節能減碳以及降低對石化燃料倚賴,都是十分緊迫而無可迴避的可持續發展課題。

台灣社會在環保理念上覺醒更早,中國大陸雖然後知後覺,在政策行動力上後來居上。中國大陸已經制定再生能源法,預計到二○二○年可再生能源將在能源消費中將達到十六%,追上歐盟國家水準,屆時中國大陸也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因此,無論是在理念、行為、政策與制度層次,兩岸的各界精英都有分享觀念、借鏡經驗,以及共同探索理想模式的巨大機會。從提倡進步環保理念、改變消費行為、到國土規畫、城市管理、防治汙染與保護生物多樣性,都有相互學習與砥礪的空間。同時,在開發清潔能源、推動綠色產業、發展有機農業、打造零碳城市等新興領域,兩岸更有廣大的合作空間。

當前兩岸社會在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均面臨嚴峻的社會分配正義課題。兩岸的工業化路徑、經濟發展階段與政治體制雖不盡相同,但同樣深受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制約。兩岸在快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必然面臨全球化帶來的獲益、成本與風險之分配嚴重不對稱的難題。全球化帶來的新增財富中絕大比例都落入極少數擁有可移動資金或技能的跨國精英口袋;而全球化帶來的工資摜壓、租稅基礎流失,產業結構重整、熱錢流竄以及金融危機湧現等衝擊,主要是由農民、勞工與一般受薪階級所承受。市場化與自由化也導致國家機構經社職能減縮與維護公共福祉能力退化,政府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日益顯得蒼白而無力。

過去三十年歐美社會普遍出現的「富者更富、中產趨貧、貧者更貧」趨勢,在台灣早已形成難以逆轉之勢。中國大陸雖然仍處於高速經濟成長階段,政府能動用的政策資源也更為豐沛,但若不能即時推動稅制改革、抑制權錢交換的腐敗問題、節制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推行國有企業利潤社會分紅,以及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改革與更大的投入,貧富差距必然隨著經濟規模倍增而持續擴大。

兩岸有識之士,也須嚴肅對待社會階層流動管道日趨狹窄,新世代的立足點嚴重不平等的問題。台灣的頂尖大學的入學新生,已經愈來愈難看到來自偏遠鄉鎮或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大陸的重點高校也有同樣的趨勢。在兩岸,富二代均可輕鬆地用繼承的財富來創造財富,受薪階層則需要打拚一輩子才能買得起一套理想的住宅。台灣的遺產稅已經趨近於零,中國大陸則尚未建立遺產稅制;土地增值稅在兩地都是有名無實,資本利得稅也是虛有其表。這樣的不公不義經濟遊戲規則,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累積,也與均富理想背道而馳。

兩岸有識之士更需要共同探索與尋找永續發展新模式,因為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沒有可以完全照抄的最佳範例。市場萬能的神話已經破滅,民主也未必帶來良治。非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西方未必是他們景仰的目標,反而逐漸成為反思的對象。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第格利茲所形容的,美國民主已經早已背離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變形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的富豪政治。歐洲正陷入二次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與社會危機,世代正義、福利國家與資本家逃避社會責任三者間的尖銳衝突正支解社會共識,歐洲年輕世代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未來。

流行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走到歷史盡頭,兩岸社會精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市場經濟、政府角色、社會正義以及永續發展四者之間找到均衡點,來逐落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作者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引用來源: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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